1869 年生于古吉拉特邦波尔班达尔，父亲是土邦首相。1888 年赴伦敦读法律，1891 年取得出庭律师资格，回国后第一次上庭紧张到说不出话。1893 年他接下一份南非的一年期合同，结果留了二十一年——正是在那里，他把侨民抗争打磨成一套可复制的方法。1915 年回国，先做了一年「只看不说」的巡游，1917 年比哈尔靛蓝农民案让他第一次赢在本土；此后他三次发动全国规模的运动。1947 年独立与分治同时到来，次年他死于一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枪下。
一、1906 年 9 月 11 日：先立誓，再改名。德兰士瓦要求所有亚裔登记指纹（侨民称之为「黑法案」）。当晚约翰内斯堡帝国剧院挤进约三千人，甘地提议的不是请愿，而是当场对神起誓拒绝登记——把一次表决变成不可撤回的个人承诺。他随后悬赏征名，把这套做法从现成词 passive resistance 里拆出来，定名 satyagraha（真理的坚持）——passive 暗示这是弱者没办法时的办法。命名不是修辞，是切割。
二、1922 年 2 月：在动量最高处刹车。不合作运动正席卷全国，2 月 4 日联合省 Chauri Chaura 的示威者烧了警局，二十余名警员死亡。甘地立刻叫停全国运动并绝食五天。狱中的 Nehru 记下困惑：一个偏远小镇的失控，凭什么让全国动员归零？他的逻辑是：手段的纯度不是装饰，而是这套方法唯一的力量来源——群众一旦学会纵火，非暴力就只是尚未变现的暴力。
三、1930 年：为什么是盐。难的不是决定抗命，是选靶子。Nehru 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最初嫌「盐」太琐碎，不像宪政议题。甘地的算法是：盐税逼最穷的人为海水里自然析出的东西付钱，违法制盐的门槛低到人人可复制、无需组织，而抓捕一个在海滩上捡盐泥的老人，在任何观众眼里都荒谬。3 月 12 日他带七十八人出发，走二十四天、约 385 公里，4 月 6 日清晨在丹迪拾起一撮盐。收官在 5 月 21 日达拉萨纳盐场：示威者一排排上前被警棍打倒，不还手也不闪避，美国记者 Webb Miller 的电讯传遍数百家报纸。他造的不是一个行动，是一台把镇压转换成对方合法性损耗的机器。
出处：M. K. Gandhi《An Autobiography: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1927–29), Part IV; 《Young India》1922.2.16「The Crime of Chauri Chaura」; Judith M. Brown《Gandhi: Prisoner of Hope》(1989), Ch. 5, 7; Webb Miller《I Found No Peace》(1936)。1893 年 6 月的一个夜里，二十三岁的甘地持一等车票从德班前往比勒陀利亚。白人乘客投诉后，列车员命他去行李车厢；他拒绝，行李被扔上站台，人被推下车。他在彼得马里茨堡车站的候车室冻坐一夜，权衡是买票回印度做个安全的律师，还是留下来。他后来称这是一生中最有创造性的经历。
但神话通常停在这里，下半句更值得学。他当时争的不是「所有人一律平等」，而是「有教养的印度人不该被当作 kaffirs（对非洲黑人的蔑称）对待」——把印度人从种族阶梯最底层往上挪一格。觉醒常常始于「我这类人受了委屈」，而不是「这套排序本身不成立」；差别在之后有没有继续走。甘地走了，但走得很晚。
出处：Gandhi《An Autobiography》Part II, Ch. 8; Ramachandra Guha《Gandhi Before India》(2013), Ch. 4; Ashwin Desai & Goolam Vahed《The South African Gandhi》(2015)。每周一整天静默。1920 年代中期起，他把周一定为不语日（maun vaar），逢上谈判、访客或政治危机也照守——要谈就写纸条。他把「不回应」从一种态度变成一条日程约束，于是它不再需要动用意志。
每天纺纱。他每天在纺车前坐固定时长，直到临终那年；1924 年后国大党一度把自纺纱线列入党籍义务。手工纱对应抵制英国机织布的经济链条，而每天都得动手的动作，把抽象的抵制变成人人执行的日课。
亲手清便桶。在托尔斯泰农场和萨巴尔马蒂道场，他要求所有成员轮流清扫粪便——种姓社会里这是划给「不可接触者」的活。他带头做，也要求妻子 Kasturba 照做。1898 年在德班两人为此爆发冲突，他在自传里诚实记下：自己一度拽着哭泣的妻子要把她推出家门。他的道德实验，第一个对象总是家人。
出处：Gandhi《An Autobiography》Part I, Ch. 22 & Part IV; Louis Fischer《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1950), Ch. 12, 19;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100 卷本)。一、1932 年，用自己的命做筹码。英国的「公共裁决」给达利特（贱民）单独选区，Ambedkar 视之为被压迫者第一次拿到不受高种姓支配的席位。9 月 20 日，狱中的甘地开始「绝食至死」反对它。压力瞬间转向 Ambedkar：他若不让步，甘地一死，达利特社群将面对报复性暴力。数日后双方签下 Poona Pact，单独选区换成保留席位。Ambedkar 后来写道：他被迫在甘地的命和自己人民的政治权利之间二选一。非暴力用在自己身上，对对方仍是胁迫——只是账面上没有暴力这一项。
二、1946–47 年的 brahmacharya 实验。诺阿卡利教派屠杀期间，年近七十七的甘地让侄孙女 Manu 等年轻女性与他同床裸卧，以检验自己禁欲的纯度；推论是外界仍有暴力，说明他还不够纯净。两名长期共事的助手因此辞职。问题不在禁欲，而在这套因果论允许他把他人的身体征用为自己修行的仪器，她们几乎无从拒绝。
三、家人的账单。长子 Harilal 想赴英学法律，甘地以不该把特权分给自己儿子为由拒绝；父子决裂，Harilal 酗酒、几度改宗，在甘地遇刺数月后病死。1944 年 2 月 Kasturba 在囚禁中病危，医生建议注射青霉素，甘地拒绝，理由是不愿她临终受注射之苦；数周后他自己患疟疾，接受了奎宁治疗。这未必是虚伪，但它显示：把纯度看得高于结果的人替别人做决定时，代价不由他承担。
出处：B. R. Ambedkar《What Congress and Gandhi Have Done to the Untouchables》(1945); Judith M. Brown《Gandhi: Prisoner of Hope》(1989), Ch. 9; Rajmohan Gandhi《Mohandas》(2006), Part V。最可迁移的是选靶子的算法。不挑「最重要」的问题，挑一个门槛最低、可被任意个体独立执行、而对手压制它会显得荒谬的动作——盐能打动帝国不是因为盐税重要，而是它同时满足这三条。换成分布式的语言：先找到那条人人能跑、无需协调、失败也不伤本体的最小原语，再让规模自己长出来。其次，能被一次局部失控摧毁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先扩容。
第三条最刺人。他的伦理把「自我净化」放在因果链上游，于是任何外部失败都能解释成自己还不够纯——不可证伪的框架不会自己停下来，只会不断加码索取代价，而代价首先由离你最近的人支付。对追求「超级个体」的人，这个陷阱形状几乎一样：把一切结果归因于自身修炼强度，最后是家人替这套叙事结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