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 年 6 月受洗于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一个两千人的海港小镇。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他由母亲抚养，终身未婚，一生大半与母亲同住。14 岁入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哈奇森，17 岁靠奖学金去牛津，六年所学几乎全靠自读。1751 年回格拉斯哥任教，1759 年以《道德情操论》成名；1764 年辞教职当贵族家庭教师，游法期间见到伏尔泰与重农学派，回国后在柯科迪闭门十年，1776 年 3 月 9 日出版《国富论》。1778 年任苏格兰海关专员，1790 年 7 月 17 日卒于爱丁堡。
一、1764 年 2 月：辞掉欧洲最好的道德哲学讲席。那是他 28 岁拿到、学生从各地慕名而来的位子，他换成给一个 18 岁公爵当家庭教师，条件是终身年金 300 镑，此后无论做什么都照付。当时他手上并无第二本书的雏形。学期中途离职，他坚持退还已缴学费，学生不肯收，他把钱硬塞进他们衣袋。他买下的不是钱，是十年不必向任何雇主交付产出。
二、1776 年：把商人写成需要被防范的一方。他身在格拉斯哥——靠烟草贸易发家的商人城市，听众与赞助人都在其中。他仍写下：同行聚在一起，谈话最后总会变成合谋抬价；凡来自商人阶层的立法提议，都该先经长期怀疑。他不是在为资本辩护，是给最容易俘获立法的群体设防火墙。后世把这本书读反了。
三、1790 年 7 月：烧掉十六卷手稿。死前约一周，他反复催促遗嘱执行人布莱克与赫顿当面焚毁未完成的手稿——其中很可能有他在《道德情操论》末尾承诺过的法律与政府史。他要让作品的边界由自己划定，而非由后人从残稿里拼凑。
出处：John Rae《Life of Adam Smith》(1895) 第 12、28 章；Ian Simpson Ross《The Life of Adam Smith》(2010)；《国富论》第一卷第 10、11 章。1764 年夏天的图卢兹。他把公爵带到法国南部，却发现自己既不认识人、法语也不够用，整日无事可做。7 月 5 日他写信给休谟：「我开始写一本书，为了打发时间。」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是一个人为对抗无聊而开的副业。随后他在巴黎见到魁奈与重农学派，补上缺的那块拼图：经济是有内在循环规律的系统，不是君主的收支表。
1776 年 11 月。休谟去世，斯密写公开信给出版商斯特拉恩，描述这位著名怀疑论者如何平静愉快、毫无恐惧地走向死亡，称他「已尽人性之所能，接近于一个完全智慧与德性之人」。这在当时等于宣称无神论者可以死得体面。他后来说，这薄薄一页纸招来的辱骂，十倍于他对整个英国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他学到的不是谨慎，而是更精确地选择在哪里沉默：此后终生不公开写宗教。
出处：致 David Hume 信, 1764 年 7 月 5 日；致 William Strahan 信, 1776 年 11 月 9 日；致 Andreas Holt 信, 1780 年 10 月 26 日。他不用笔写作，而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对着秘书口述，说话时把头靠在墙上摩擦——住处壁纸上留下了一道他头发油脂磨出的痕迹。他的思考是口头的、连续的、需要身体运动带动。
他把已出版的书当未完成品持续改写。《道德情操论》1759 年问世，他修订六版，末版完成于 1790 年病重的最后几个月——那时《国富论》已出了十四年。末版新增一整部分讨论德性，包括「体制中人」把社会成员当棋子摆布的那段。多数人靠新书更新自己，他靠重写旧书。
心不在焉到成为传闻。他曾穿睡袍出门散步，想事情一路走了约十五英里到邓弗姆林；曾把面包黄油放进茶壶，喝完宣布这是他喝过最难喝的茶。一旦进入某个问题，外部世界就整体掉线。
出处：John Rae (1895) 第 5、25、29 章；Dugald Stewart《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1793)。写完自由贸易，然后去当关税官。1778 年他接受苏格兰海关专员一职，年薪 600 镑，是公爵年金的两倍，且未放弃年金。工作就是查缉走私、执行他逐条批判过的重商主义关税。他做得相当认真——上任后清查衣柜，发现身上大部分衣物都是走私货。说这是「法在就该执行」的诚实可以，说他用最后十二年为一套自证有害的制度提供专业能力，也可以。他从未公开处理这个矛盾。
他反对奴隶制，但用错了论据。他在《法理学讲义》与《国富论》里论证奴隶劳动比自由劳动更昂贵低效，因此不该存在。结论正确，论据经不起检验：加勒比种植园奴隶制当时利润极高，正是他身边格拉斯哥烟草商人的财富来源。把一桩道德上的恶押在「它反正不划算」上，效率账一旦算反，结论就塌了。而他对这套财富的来源写得极为节制。
他看见了分工的代价，却只给了薄弱的解法。《国富论》第五卷写道：一辈子只做几个简单动作的人，会变得「一个人可能变得多愚蠢无知，他就有多愚蠢无知」——全书最黑暗的一段，出自分工最大鼓吹者本人。而他的对策只有一条：国家出钱办小学。诊断的是结构性的人的损耗，处方是补习班。十九世纪的工厂验证了诊断，也验证了处方不够。
出处：《国富论》第五卷第一章第三部分；《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1762–63 讲稿)；Ian Simpson Ross (2010) 第 21 章。一，先买时间，再谈产出。他最高杠杆的一步不是写书，是用一份体面工作换来不附带交付义务的终身现金流——先解除考核，再开始长周期工作。二，重写旧作常胜过再开新坑：他三十年只维护两个系统，靠六次修订把它们改成活的。三，别把道德结论押在效率论据上——他反奴隶制却论证「它不划算」；今天谈 AI 与自动化同理，「机器做得更差」撑不住太久。四，你会被读成你没写的样子：「看不见的手」在他全部著作里只出现三次，却成了他的全部标签。五，诊断的力度要匹配处方的力度，否则等于把问题留给下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