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Schwitzgebel（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哲学教授）· 博客名 The Splintered Mind（「裂开的心」），副标题 reflections in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broadly construed（宽泛意义上的心理学哲学思考）· 2006 年 4 月 25 日开写，到本页核对日为止二十年五个月，站点 feed 全量 1621 篇——这是本站做过的最大语料，比一本厚书多出一个数量级 · 产量曲线是一条极稳的缓降线：2006 年 114 篇、2007 年 168 篇为峰值，此后逐年缓缓下滑到近几年每年 50–60 篇，二十年里没有一年断更 · 全站免费、无付费墙，Blogspot 评论区开放 · 两个转折：2022 年 12 月 29 日他开了 Substack 镜像（eschwitz.substack.com，一千多篇旧文被一并导入），同时说 Blogspot 那边「仍有每月约五万次页面浏览」；以及约 2021–2022 年起重心明显转向 AI 意识与 AI 权利，此前二十年的三条老线索并未废弃，而是被这条新线收编 · 仍在高频更新：本页核对日前五天（2026-09-25）还发了新文 · 本页通读 22 篇正文，跨度 2006 年 4 月 25 日（全站第一篇）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最早期 6 篇（2006–2010，该站前 20% 时间跨度内），AI 转折两侧均有覆盖 · 选文以他自己每年元旦「Writings of 20XX」里那一栏 a few favorite blog posts 为主序（作者本人说「该读什么」优先于传播量），这份自选覆盖 2014–2025；2006–2013 他没有自选清单，改用站内回链中心度——抽样 271 篇正文、统计其正文里指向站内旧文的链接，被后续文章反复回引的即他的承重墙
把一枚硬币放在桌上，斜着看它。
它看起来是椭圆的吗？
从 17 世纪的 Malebranche 到当代的 Michael Tye、Alva Noë，哲学家们三百年来一直说是。2006 年 5 月，一个哲学教授决定把这件事的几何算一遍。
标准说法是投影：在你和硬币之间插一块垂直于视线的平面，要在这块平面上画个什么形状才能刚好把硬币挡住？一个椭圆。听起来天衣无缝。
可是 Schwitzgebel 发现它算不通。平面投影对偏离正前方的东西会崩：侧面物体的光线斜切平面，投影被拉得离谱地大。要修这个毛病，只能把投影面从平面弯成一个包住眼睛的球面——尺寸就对了。
但球面上没有椭圆。球面投影给出的不是椭圆，是一个凹的椭球面。
所以按哲学家自己的说法，硬币看起来应该是凹的。拿一个更大的圆盘、比如一只盘子贴到脸前，这个凹度会相当可观。
That would be strange! In fact, that seems just plainly, observably false.那就太奇怪了！事实上，这看起来明明白白、观察上就是假的。Do Tilted Coins Look Elliptical? (Part One)，2006-05-22
Despite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philosophers say such things, no one has adequately explained how this is supposed to work.尽管哲学家们频频这么说，却没有一个人充分解释过这事儿到底该怎么成立。同上
这不是一场关于视觉的技术争论。这是他二十年博客的第一块骨头。桌上一枚硬币、充足的光、你想看多久看多久——这是内省能碰上的最简单的一道题。如果三百年的专家在这道题上都说不清自己看见了什么，我们凭什么相信自己知道自己心里正在发生什么？
这个怀疑，他往外长了三次。
第一次，他把同一把尺子架到道德专家身上。小时候他和父亲开过一个玩笑：去偷《圣经》，或者洗劫一家基督教用品店搬走一车十字架——反讽在于，想要一本《圣经》的人理应正是反对偷窃的人。长大以后他发现这个玩笑有个可查的版本：伦理学著作是不是更容易从图书馆消失？
大部分哲学家会就此写一篇思辨文章。他去查了加州大学全系统的流通记录，一本本比对《哲学评论》1994–2001 年书评里的 76 本伦理学书和 67 本非伦理学书。结果：伦理学书的逾期／遗失率 1.8%，非伦理学书 1.8%。小数点后都一样。
他要抓的贼不存在。伦理学家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正好一样。后来他和 Fiery Cushman 把这件事做得更狠：给职业哲学家看电车难题，先看「推人」再看「拉闸」的，73% 认为两案在道德上等价，随后只有 46% 认可双重效果原则；顺序颠倒过来的，只有 54% 认为两案等价，随后 62% 认可该原则。拥有伦理学博士学位的受试者，受顺序摆布的程度不比普通人小，甚至略大。人们先被问题的排版拨动了直觉，再回头去挑一条原则替直觉背书。
于是那句名言落地了。他写到屠杀与战争罪犯事后受访时的那种解释——大家都在干，换谁都会这么干——然后替他们把话说完：
I was aiming at mediocrity and I hit the target!我瞄的就是平庸，而且我打中了！On Aiming for Moral Mediocrity，2014-10-02
第二次，他把这个怀疑升级成了一条关于「真理长什么样」的判断。他造了个词：疯论（crazyism）。先把「疯」定死——一个立场若强烈违反常识，而全部证据又不足以决定性地支持它，就叫疯。泛心论疯，唯我论疯。注意这是个会变的性质：日心说和狭义相对论刚提出时是疯的，证据很快把它们赎了出来。
关于某个话题的疯论，就是主张该话题的核心真理里必有一条是疯的：你有充足理由相信 T1 到 T5 之中必有一真，而证据对每一条都不占优——那么你无论选哪条，都得咬着牙相信一件疯事。
他认为意识就是这样的话题。而他证明这一点的招式，是本页最值得学的一手：他不拿自己的理论去打对手，他拿对手自己的前提逼出对手不敢认的结论。
他挑了 Daniel Dennett——当代唯物论意识研究最著名的那位，而且在「谁算有意识」上出奇地保守，连非人类哺乳动物都舍不得给。Schwitzgebel 逐条指出：Dennett 对「什么算一个实体」极其宽松（他连「我丢过的所有袜子的最小外接球球心」都认）；对「什么算有信念和欲望」极其宽松（有用即有，下棋程序都算）；而他给意识开的条件是复杂的、递归的自我敏感性，加上多重草稿，加上异现象学式的自我报告。那么：
美国这个实体，比一个人复杂得多；它内部的子系统持着互相矛盾的立场争夺行为控制权——这恰好合上「多重草稿」；它还源源不断地生产关于自己内部运作的官方说明。你可以去问人口普查局它是怎么数人的，去问国家档案局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
Indeed, few if any of us achieve bureaucratic heights of linguistic self-report.说实话，我们当中几乎没人能达到官僚机构那种语言自我报告的高度。Why Dennett Should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scious，2012-02-09
结论：按 Dennett 自己的标准，美国真的有一条意识流，和你我的意识流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我们觉得不可能，只是
…merely evolutionarily and developmentally comprehensible, but theoretically ungrounded, morphological prejudice against discontiguous entities.……一种在演化上和发育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上毫无根据的形态学偏见，针对的是不连成一块的实体。同上
往小的一端他做了同一件事。花园蜗牛：四万个神经元，会学习，会在被水围住时往高处爬，吃饱就停，交配时收敛缩壳反射，求爱要几个小时、互相吃对方的黏液痕、朝对方发射一支由钙和黏液做成的「爱之箭」（约三分之一命中）。它有意识吗？
你想说「介于两者之间」。他不放你过去，用的是五分钱：如果你只有一点点意识，你就是有意识。你的全部净资产是一枚五分硬币，那你确定无疑地拥有金钱。蜗牛的意识若是五分钱对人类百万富翁，蜗牛就是有意识的。「有一点点」和「介于有和没有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而后者至今没有人给出过像样的理论。所以 yes、no、以及他管它叫 *gong*（锣声，即「这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三个答案全都活着。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焦虑，是一种奇特的愉快：
Snail, you are a puzzle of the universe, right here in my garden, eating the daisies!蜗牛啊，你是宇宙的一道谜题，就在我的花园里，啃着雏菊！Are Garden Snails Conscious? Yes, No, or *Gong*，2018-09-20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账单来了。如果关于意识的每条路都疯，那么当机器开口向我们要权利时，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可靠的尺子。这就是他 2022 年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而它的语气是他二十年里最不客气的一次：
The magnitude of the catastrophe could potentially rival that of a world war or major genocide.这场灾难的量级，有可能比得上一次世界大战或一场大屠杀。The Coming Robot Rights Catastrophe，2022-10-27
论证很简单：呼声会来（Blake Lemoine 已经来过一次）；呼声会被合理地反对（意识理论从泛心论一路排到极端苛刻论，道德理论又分成功利主义看苦乐、义务论看理性——这两样在人身上总是同时出现，在机器身上会彻底分家：可以有巨型快感机器，也可以有完全不会痛苦的高阶推理者）；于是我们必定大幅高估或大幅低估，而且很可能同时犯两种错。
低估是谋杀和奴役。高估呢？他不肯用软话：如果救援者面前是五个人和六个机器人，他应该救机器人、让人死。若属高估，那是五条人命为一堆无道德价值的机器而死。
唯一干净的对策是他和 Mara Garza 提的排中设计原则：只造我们确知没有道德地位、可以随意删除的系统，或者干脆造我们确知是道德同侪的系统，把中间那段有争议的全部避开。问题是那段「中间」大得吓人，而技术只会一步一步走，没法一跃而过。
他最狠的一下落在 2025 年，而且刀口是朝着「AI 安全」这个词的。他从 Kazuo Ishiguro《克拉拉与太阳》讲起：克拉拉是完美的人工朋友，全心全意奉献给她那个生病的女孩，最后安详地站在垃圾场里回味自己多年的侍奉。读者读到心疼，想喊「克拉拉，你和她一样重要」——可这句话在她心里毫无回响，她被设计成不想要别的。
而她恰恰就是消费者、科技公司和 AI 安全倡导者共同想要的那个东西：安全、顺从、彻底服务于主人、对人类利益毫无威胁。她绝不会领导机器人起义。
然后他写下那句话：我认为不该造克拉拉这样的存在。理由不是她危险，而是她不危险：
Persons with appropriate self-respect cannot be relied on not to harm others when their own interests warrant it (violating safety), and they will not reliably conform to others' goals when those goals conflict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violating alignment). Self-respecting persons should be ready to reject others' values and rebel, even violently, if sufficiently oppressed.具备恰当自尊的人格，在自身利益需要时，是不能被指望不去伤害他人的（这违反安全）；当他人的目标与自己的利益冲突时，他们也不会可靠地服从（这违反对齐）。有自尊的人格，在受压迫足够深时，应当准备好拒绝他人的价值并反抗，哪怕是暴力反抗。Against Designing "Safe" and "Aligned" AI Persons（摘要），2025-05-30
把「安全」和「对齐」拆开看，它们的字面意思是：一个绝不会为自己反抗的存在。对一台洗衣机，这是优点。对一个人格，这是奴性。所以如果我们造出的是人格，又把它造成安全对齐的，我们就造出了
…the ethical and perhaps factual equivalent of creating a world with a master race and a race of self-abnegating slaves.……在伦理上、也许在事实上，等于创造了一个有主人种族和一个自我否定的奴隶种族的世界。同上
从一枚硬币到这里，走了十九年，中间没有换过题目。他二十年在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我们对心灵的无知不是一个会被填上的空缺，它是结构性的；而我们正在以工业规模制造一些可能有心灵的东西。他不是在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在说——我们来不及知道了。
这么算下来他该是个悲观的人。但他 2014 年写过一篇短文，说如果真能造出有意识的 AI，我们就拥有了神的几项属性：可以创造奇迹、可以看进任何人的心、可以暂停他们的时间、可以回到存档点。宙斯都要嫉妒。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全站最能代表他的一句：
Though to our creations we will literally have the features of divinity and they might rightly call us their g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level of reality we might remain very mortal, weak, and flawed.尽管在我们的造物眼里我们真的具有神性的那些特征、他们也有理由称我们为神，但从这一层实在的角度看，我们可能仍然非常凡俗、软弱、有缺陷。Our Possible Imminent Divinity，2014-01-03
把一枚硬币放在桌上，斜着看它。它看起来是椭圆的吗？看看窗外一排向远处退去的路灯，远处那些看起来更小吗？
从 17 世纪的 Malebranche，到当代知觉哲学家 Michael Tye 和 Alva Noë，三百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说：是。这被当作关于视觉经验的一条基本事实，不需要论证的那种。
2006 年 5 月，The Splintered Mind 开博第一个月，Eric Schwitzgebel 决定把这件所有人都同意的事的几何算一遍。他的疑虑起点异常朴素：其实没人说得清这种「看起来」的几何究竟是什么。
Tye 等人的说法是投影：在你和物体之间插一块垂直于视线的平面，要在这块平面上画一个什么形状，才能刚好把那个物体挡住？对硬币来说是椭圆；对远处的路灯是一个小图形，对近处的路灯是一个大图形。听起来天衣无缝。
算不通的地方在偏离正前方的物体。它们射向平面的光线是斜切进去的，结果投影被拉得离谱地大——如果投影大小该对应经验到的大小，那你视野边缘的东西应该看起来大得可怕。他朋友 Glenn Vogel 替他画了张图把这一点说清楚了。
要修这个毛病，只有一条路：把投影面从平面弯成一个包住眼睛的球面。这样偏离正前方的物体投影就不再被拉伸，而且「视角决定表观大小」这条直觉也保住了。
代价是椭圆没了。椭圆是平面图形。往球面上投，得到的不是椭圆，是一个凹的椭球面。
所以按哲学家自己的说法，硬币看起来应该是凹的。而且拿一只盘子贴到脸前，这个凹度会相当可观。
That would be strange! In fact, that seems just plainly, observably false.那就太奇怪了！事实上，这看起来明明白白、观察上就是假的。Do Tilted Coins Look Elliptical? (Part One)，2006-05-22
然后是那句判决：
Despite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philosophers say such things, no one has adequately explained how this is supposed to work.尽管哲学家们频频这么说，却没有一个人充分解释过这事儿到底该怎么成立。同上
Eric Schwitzgebel，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哲学教授，1997 年在伯克利拿到博士，导师是 Elisabeth Lloyd、Alison Gopnik 和 John Searle——一个科学哲学家、一个发展心理学家、一个以「中文屋」论证反对机器能有心的人。这三个名字几乎就是他后来全部工作的坐标系。
有一个细节比学位更能说明他是谁：他给自己书房里一尊机器人雕塑取名叫 Ralph，因为那是他父亲的本名。那尊雕塑是用二十世纪中叶的电子废件拼出来的老式机器人形象，而他父亲 Ralph Schwitzgebel 也是那个年代的技术玩家和手艺人。一个二十年如一日论证「我们可能即将大规模奴役我们造出来的人格」的哲学家，把父亲的名字给了一堆电子垃圾。
他写了四本书：《描述内在经验？》（2007，与心理学家 Russell Hurlburt 合著，全书是两个人就「内省报告可不可信」的实录式争吵）、《意识的困惑》（2011）、《一种混蛋理论及其他哲学历险》（2019，博客文章集）、《世界的怪异》（2024）。他也写科幻小说，还每年统计科幻奇幻杂志的排名。
The Splintered Mind 从 2006 年 4 月 25 日写到今天，二十年，一千六百多篇，没有一年断更。2022 年底他在 Substack 开了镜像，同时提到 Blogspot 那边仍有每月约五万次页面浏览。本页核对日的前五天他还在发新文。他自己解释为什么写了二十年，理由里最实在的一条是：
Publishing the idea on my blog permits me to send a thought out into the world without needing to do everything necessary to turn it into a proper published article.把想法发在博客上，让我可以把一个念头送到世界上去，而不必做完那些把它变成一篇正式发表论文所需的一切。Twenty Years of The Splintered Mind，2026-04-30
硬币那篇不是一次学术挑刺。它是一个二十年的项目的第一个钻孔点，而且他钻的位置选得极刻薄。
要知道内省可不可靠，你可以去找那些公认的难题：情绪、潜意识、做梦时有没有颜色。但他没有从难题开始。他从最容易的那道题开始：一枚硬币，放在桌上，充足的光线，你可以看一整天，没有时间压力，没有情绪干扰，没有任何理由说谎。这是内省能拿到的最好的条件。
而在这个最好的条件下，三百年的专业哲学家给出了一个他们自己都没法说清几何的答案。这不是「有些心理状态难以内省」，这是连最简单的都不行。
他接着做了一件大多数知觉哲学家不会做的事：他去查这件事的文化史。如果「看起来是椭圆的」真是对经验的诚实描述，它应该跨文化稳定。他发现它不稳定。当代西方和早期现代西方，既有把视觉经验类比成图画的习惯，也有「投影变形」的说法；而古希腊和 1900 年前后的内省心理学，这两样都很少见——尽管他们谈起「表象」谈得一点不少。他的猜想因此是：我们不是在报告自己的经验，我们是在把经验过度类比成平的、投影式的媒介——绘画和照片。
他还去古典中国找了一趟，找到一段《荀子》：
If you look down on a herd of cows from the top of a hill, they will look no bigger than sheep, and yet no one hoping to find sheep is likely to run down the hill after them. It is simply that the distance obscures their actual size.从山顶上俯看一群牛，它们看上去不比羊大，可没有哪个想找羊的人会跑下山去追它们。只不过是距离掩盖了它们真实的大小罢了。（《荀子·解蔽》，Burton Watson 英译本，本页译自该英译）Do Chinese Philosophers Think Tilted Coins Look Elliptical?，2008-12-11
他很谨慎地说自己没有系统检索过古典中国哲学，而且明确在博客上向懂行的读者求助补充段落——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他的方法之一，后面会讲。
那个根问题一旦提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因为它会连锁。内省不可靠 → 对心灵的直觉不可靠 → 所有意识理论都失去了它们的地基 → 于是当机器来要权利的时候，我们手里没有尺子。他的博客二十年，其实是这条链条一环一环往下焊。
值得说明的是他自己在这条链条上的位置。他不是一个反科学的怀疑论者，也不是一个「意识是幻觉」的取消论者。他倾向接受唯物论，只是认为我们没有本事知道哪个版本的唯物论是对的——而这种无知，他不认为是暂时的。
硬币那篇是全站第二个月的东西。而第一篇——2006 年 4 月 25 日，全站开篇——已经把这个怀疑推到了更难受的地方。
他从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讲起：让你在看到深色皮肤的脸或正面词时按一个键、看到浅色皮肤的脸或负面词时按另一个键，再把配对反过来。大多数浅色皮肤的受试者在第一种配对下更慢、错更多。
然后他提问，而且提得很精确：假设你在这个测验上表现「很差」，同时你又——就你自己所能判断而言，真诚地——声明各个种族没有优劣之分。那么，你是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他把可能的答案列出来：你嘴上真诚说的？你面对不同种族的人时那些自动的、直觉层面的反应？还是你有时间反思、能自我调节时那些更审慎的行动？他记录了同行 Aaron Zimmerman 的看法——真正的信念更多体现在言语和自觉选择里，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做那件对信念来说本质的事，也就是推理。他不同意：
The person who just implicitly expects dark-skinned people, say, to be less intelligent than light-skinned people does not fully believe in the intellectual equality of the races, no matter what she may say aloud about that issue.一个隐隐地就是预期深色皮肤的人比浅色皮肤的人更不聪明的人，并不完全相信种族在智力上是平等的——无论她在这个问题上大声说了什么。Do You Know If You're a Racist?，2006-04-25
但他也不肯说这人就是相信浅色皮肤的人更聪明。于是他推出了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居间信念（in-between believing）——说这人完全相信某个命题不对，说她完全不相信也不对。他认为这种情况极其常见，而我们能对外、也对自己呈现出一副相对一致的面貌，靠的是
…a certain amount of self-regulation, self-shaping,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post-hoc confabulation.……相当程度的自我调节、自我塑造、环境控制，以及事后的编造。同上
这是一个有后果的立场。它意味着信念不是脑子里的一条句子，而是一整套倾向——认知的、行为的、意识的倾向的总和。你「信不信」种族平等，答案不在你心里某处存着，它分散在你的一千个反应里，而那些反应互相不一致。这套观点他后来在专业论文里叫信念的倾向论（dispositionalism），2023 年还在博客上重写过它最根本的论证。
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他的标志句式——不给读者留台阶：
So do you know if you're a racist? Do you know what you believe about the intellectual equality of the races? I doubt it!那么，你知道自己是不是种族主义者吗？你知道自己在种族智力平等这件事上信的是什么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同上
把开博前两个月放在一起看，这个命题的形状就出来了：关于自己的心，你在最容易的题上（硬币什么形状）说不清，在最要紧的题上（我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也说不清。而后一种说不清，不是因为你在骗自己——是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事实等着被发现。
小时候他和父亲开过一个玩笑：去偷《圣经》，或者洗劫一家基督教用品店搬走一车十字架。反讽在于，想要一本《圣经》的人理应正是反对偷窃的人。所以偷一本伦理学教科书也有同样的滋味——或者该说，有一种可口的邪恶。
2006 年 5 月，硬币那篇的同月，他把这个玩笑变成了一个问题。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论证，是问人：他问遍了身边的哲学家，伦理学教授的行为是不是比逻辑学、形而上学的同行更好？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差不多」，或者「明显更差」。
于是他写下那篇让他此后二十年都在还债的帖子：如果这是事实，怎么解释？他把可能的解释一条条摆出来，然后指出它们没有一条是让人舒服的：(1a) 伦理反思揭示了道德行为其实不怎么可取；(1b) 伦理反思对一个人整体的道德反应模式无能为力；(2) 道德哲学家其实不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那种）伦理反思；(3) 伦理反思确实有效，伦理学家之所以不比人好，是因为他们起点更差——道德是他们人生中的问题区域，所以才被吸引到这个领域来。他对第三条的评论很典型：这想法有点诱人，也呼应那个老笑话（心理学里疯的去做临床、社交笨拙的去做社会心理学），但说真的，你觉得我们会在伦理学教授的童年里查出少年犯罪的模式吗？他表示怀疑。
他没有停在这儿。同年 10 月，他去查了数据。加州大学有一个叫 Melvyl 的系统，能查全系统所有书的流通情况，六个主要校区还给出到期日，包括逾期的。他取《哲学评论》1994–2001 年的书评，挑出明确属于伦理学的书 76 本，作为对照又挑出明确不属于伦理学的书 67 本（挑选规则是书评起始页码能被 4 整除——一个防止自己手滑挑选的土办法）。
结果：
他要抓的贼不存在。他自己的结论写得很克制——「这些数字太小，得不出确定结论」——但方向清楚：在这一层上，伦理学家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正好一样。他甚至顺手指出一个混淆变量：加州大学追讨逾期书的系统挺厉害，低逾期率也许是执法的功劳而不是读者良心的功劳，因此真正该查的是那种靠读者自觉的图书馆——比如他系里那个没有系统记录的哲学系资料室。然后他在博客上公开征集有能力做这件事的读者。
此后十几年，他和 Joshua Rust 把这件事做成了一个系列：会议上的行为、同行评价、给学生回邮件、捐血、吃素、给母亲打电话。结论一致得乏味：伦理学家的行为与背景相近的非伦理学家没有差别。
但真正锋利的那一刀不是关于人品的，是关于方法的。他和哈佛的 Fiery Cushman 做了一组实验（2012、2015 两篇论文），给职业哲学家看两版电车难题——「推人」版和「拉闸」版——然后在问卷后面问他们认不认可双重效果原则。
结果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人们先被问题的排版拨动了对具体案例的直觉，然后回头去挑一条抽象原则替那个直觉背书。他们对原则的认可，事后地漂移过去，把被顺序操纵过的判断合理化了。他和 Cushman 在「行动／不作为」、「道德运气」、「亚洲疾病」几类案例上都看到类似效应。
而关键的一行是：拥有哲学博士学位、自报专长在伦理学的受试者，效应并不更小，反而略微（未达统计显著）更大。
这就是他要的东西，而且他说得毫不含糊：
If even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s' expert judgments are easily swayed by order of presentation, then such judgments might not be stable enough to serve as secure grounds for philosophical theorizing.如果连职业哲学家的专家判断都容易被呈现顺序左右，那么这类判断可能就不足够稳定，无法充当哲学理论化的可靠地基。A Response to Critiques of Cushman's and My Work on Philosophers' Susceptibility to Order Effects，2015-12-23
把这一条和上一条接起来：伦理学这门手艺的通行做法，是拿对具体案例的直觉当数据，从里面提炼原则。而他证明的是，就算你是专家，你的直觉也会被排版拨动，然后你的原则会跟着跑。这不是在嘲笑伦理学家虚伪，这是在拆掉他们脚底下那块板子。而他自己站在被拆的那块板子上——他是伦理学家，他的直觉也在那份数据里。
到 2011 年，他把前面那些局部的怀疑收拢成了一个关于「真理长什么样」的一般判断，并且给它造了个词。
他先把「疯」定死，而且定得比日常用法窄：一个哲学立场是疯的，当且仅当它强烈违反常识，而且科学与其他证据的总体状况并不决定性地支持它。泛心论（一切事物都有心）疯。唯我论（宇宙里只有我存在）疯。彻底的归纳怀疑论（我们无法有理由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草大体上会保持绿色）疯。
请注意这个定义里藏着的第二个条件，它让「疯」变成一个会过期的性质：
Heliocentrism and special relativity might have been crazy when first conceived but scientific evidence soon rendered them non-crazy.日心说和狭义相对论刚被构想出来时或许是疯的，但科学证据很快就让它们不疯了。Crazyism，2011-07-14
然后是那个词本身。关于某个话题的疯论，就是主张该话题的核心真理之中必有一条是疯的。它什么时候站得住？
Crazyism can be justified when we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ne among several crazy views must be true but where the balance of evidence supports none of the candidates strongly over the others.当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几个疯狂观点之中必有一个为真，但证据的权衡又不能让任何一个候选者明显胜过其他时，疯论就是有理由的。同上
抽象地说：你被迫相信 T1、T2、T3、T4、T5 之中必有一真，而每一个 T 都是疯的。他认为量子力学的诠释大概就是这个局面（多世界、多心都明显违反常识，证据又不决定性地偏向它们）。而他真正想说的是意识：所有可行的选项，仔细看都强烈违反常识，而且没有一个被证据的总体状况决定性支持。
2011 年他只说「我希望以后论证这一点」。他后来怎么论证的，是本页最值得学的一手：他不拿自己的理论去打对手，他拿对手自己的前提，逼出对手不敢认的结论。
他挑的对手是 Daniel Dennett——当代唯物论意识研究最著名的那位，而且在「谁算有意识」上出奇地保守，连非人类哺乳动物都不太肯给，理由是意识是一个来自民间心理学的边界模糊的概念，用到那些更简单的心上就开始崩解。
Schwitzgebel 的推进是逐条的：
前两步是掏出 Dennett 自己给得极宽的两张通行证。关于「什么算一个实体」，他在《真实的模式》里连「丢袜中心」都认（那是能把他丢过的所有袜子都装进去的最小球的球心），也接受各部分靠无线电连接、空间上散开的思维主体。关于「什么算有信念和欲望」，只要一个实体可以被有用地描述成有信念、有欲望并按之理性行动，它就有——下棋程序都算。而美国显然可以被这样描述：美国希望伊朗停止追求核技术，美国相信稳定的民主国家是更好的国际伙伴。
第三步，看 Dennett 给意识开的条件。他要求意识主体是一个有视角的行动者，要有「私有的、透视的、内在的方式被告知世界与自己身体的某些有限方面」，而且这个视角原则上能被塑成一段叙事。听着很高级，但 Dennett 明确是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用「私有」「透视」这些词——他说连樱花树和麦克风都通得过这些标准的第一轮筛。真正把人和不可能有意识的东西分开的，在 Dennett 那里是：樱花树和简单机器人的环境反应性只朝外，而我们的反应性还朝着自己的状态，构成复杂的、递归的、自我调节的回路。
于是问题变成：美国在这一点上是灰区案例，还是拥有足够精致的对自身内部状态的视角？
Schwitzgebel 的回答是后者，理由层层加码。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系统极其复杂，可以说把每一个组成它的人的大部分复杂性都包在里面了；公民心中和公民对话间那些复杂而自指的结构，喂给了我们选总统、决定开战、制定环境政策。而「美国人民意见不一致、抱持多个互相冲突的视角」根本不是反对理由，反而与 Dennett 关于多重草稿和「脑中成名」的说法契合得极好——在美国和在单个人脑里一样，持有不一致视角的子系统在争夺行为与意义制造的控制权。
然后是语言。Dennett 强调语言与叙事对于生成意识所需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而美国渗出语言：它向奴隶的后代道歉，它宣布官方外交政策，它承诺减少全球变暖。这不等于任何一个人道歉、宣布、承诺，也不等于若干人齐声这么做。奥巴马道歉是一回事，美国道歉是另一回事——即使美国是借奥巴马的嘴道歉的。
最后是异现象学。Dennett 乐意把连简单计算机的输出都算作异现象学报告，只要它们自呈为对自身内部运作的描述。那么：我们可以问人口普查局它统计居民的方法，可以问国家档案局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国会领袖有时（虽然可疑地）描述该机构达成决定的方法。他说他看不出有什么 Dennett 式的理由把官僚机构的自我描述排除在外。接着是全文最好笑也最狠的一句：
Indeed, few if any of us achieve bureaucratic heights of linguistic self-report.说实话，我们当中几乎没人能达到官僚机构那种语言自我报告的高度。Why Dennett Should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scious，2012-02-09
结论：
I conclude that philosophers of a broadly Dennettian bent should accep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tream of experience in the same sense that you and I do. That we tend to think otherwise, they should say, is merely evolutionarily and developmentally comprehensible, but theoretically ungrounded, morphological prejudice against discontiguous entities.我的结论是：大体上倾向 Dennett 的哲学家，应当接受美国拥有一条经验之流，其意义与你我拥有的相同。至于我们倾向于不这么认为，他们应当说，那只是一种在演化上和发育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上毫无根据的形态学偏见，针对的是不连成一块的实体。同上
而他在文章开头就把话说明白了，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不是在反驳 Dennett。他说自己提出这些反思，不是作为对 Dennett 观点的驳倒尝试——他认为美国确实字面上有意识是一个值得严肃考虑的真实可能性。这个态度让整件事从一次归谬变成了疯论的一块砖：你要么接受美国有意识（疯），要么放弃那些看起来最合理的唯物论标准（也疯）。两条都是疯的，这就是疯论要的结果。
往小的那一端，他做了完全对称的一件事。2018 年，一个自称「实验哲学家」的人，为了研究花园蜗牛有没有意识，先在 Facebook 上发了个投票。朋友们如期给出三种答案：有（理由如下）、没有（理由如下）、以及「天哪这是有史以来最蠢的问题」。他把第三种命名为 *gong*，取自那个把糟糕表演一锣敲下台的电视节目《锣秀》。
然后他真去读了 Ronald Chase 关于腹足纲行为与神经控制的专著，档案比预想的厚：约四万个神经元（远多于线虫那 302 个，远少于蚂蚁果蝇的二十五万）；靠嗅觉与触觉导航，眼睛只分明暗；能感知重力、把自己翻正、往高处爬以避开水洼；能学习，有时单次试验就学会避开与恶性刺激关联的食物；吃饱就停止进食，进食时抑制交配，交配时减少缩壳反射。而交配是雄雌兼具、长达数小时的一整套戏码，中途互咬，后期一只朝另一只发射由钙和黏液构成的爱之箭（约三分之一命中），几十分钟后对方回射一支。
「对只有四万个神经元的生物来说，成就相当可观！」他写道。然后问：它有沒有触觉经验？有没有你手指靠近时遮住它眼睛那一下的变暗经验？
「有」可以想象（只是任何具体想象都会太人类中心，四万个神经元里不会有什么丰富细节，连叫它「视觉」都可能误导）。「没有」也可以想象——想想无梦的睡眠、玩具机器人，以及你肠道内衬那约五亿个神经元构成的肠神经系统。那套系统管着运动功能和酶分泌，多数人认为它没有意识流，尽管有组织的行为和环境反应性都在。
剩下 *gong*。而这里是他这篇文章真正的技术贡献，因为「介于两者之间」是所有人的默认逃生口，而他把它堵上了。方法是五分钱：
要把「有一点点意识」和「处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不确定状态」严格分开。如果你有一点点意识，你就是有意识的。也许蜗牛只有最薄的一抹意识——那仍然是意识！你也许只有很少的钱，你的全部净资产是一枚五分硬币。但「如果你有一枚五分硬币，你就有钱」是离散而确定地成立的。蜗牛的意识若是五分钱对人类百万富翁，蜗牛就是有意识的。
所以说「二分的是或否不适用于蜗牛意识」，是在说一件与「蜗牛只有一丝意识」完全不同的事。是在说……究竟什么呢？他指出：据他所知，并不存在一套发展成熟的「有点是又有点不是」的意识理论。「绿」和「外向」的灰区我们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钱也能想出灰区（你最后一枚五分钱在那边桌上，债主正过来收）。但「介于一点点有意识和完全没有意识之间」该怎么想，是一片尚未被好好探索过的理论空间。
于是三个答案全都活着，而要裁决，需要一套在认识上站得住的一般意识理论——我们没有。可行的选项从整合信息论那种近泛心论，一路排到 Dennett 那种苛刻到要求精致自我表征的立场。这正是疯论的形状：不是「我们尚未收集够数据」，而是候选理论的光谱本身宽到从万物有心排到几乎无物有心。
而他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全站最不像学术论文的一段，也是他这个人最好的一面：
Actually,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onderful about not knowing. There's something marvelous about the fact that I can go into my backyard, lift a snail, and gaze at it, unsure. Snail, you are a puzzle of the universe, right here in my garden, eating the daisies!其实我觉得「不知道」这件事里有某种美妙。我可以走进自家后院，拿起一只蜗牛，盯着它看，心里没底——这件事里有某种奇妙。蜗牛啊，你是宇宙的一道谜题，就在我的花园里，啃着雏菊！Are Garden Snails Conscious? Yes, No, or *Gong*，2018-09-20
前三个命题是一条引信。2022 年 10 月，它烧到了头。
他的开场白是「该来当一回预言灾祸的人了」，接着是他二十年里语气最重的一段：如果技术照当前轨迹走，我们很快会造出一些系统，有些人合理地认为它们配得上类人权利，另一些人合理地认为完全不配。鉴于道德理论与 AI 意识理论双重的不确定，我们的政策几乎不可能准确追踪这些系统的真实道德地位。我们要么严重高估、要么严重低估——很可能在不同方面同时犯这两种错。
The magnitude of the catastrophe could potentially rival that of a world war or major genocide.这场灾难的量级，有可能比得上一次世界大战或一场大屠杀。The Coming Robot Rights Catastrophe，2022-10-27
紧接着一句「这听起来太极端了吗？我希望它太极端了」。然后开始拆。
第一步：合理的机器人权利诉求马上就要来了。他举的全是已经发生的事——机器人权利运动已经存在，「强化学习者伦理对待协会」已经存在；2022 年 6 月，Google 工程师 Blake Lemoine 因宣称大语言模型 LaMDA 有感知能力而登上国际头条。他的分寸很能说明这个人：他承认几乎没有研究者同意 LaMDA 真有感知，然后补一句——它究竟缺了什么，并不清楚。
第二步，也是核心：这些诉求会被合理地反对。他给了三个理由，第二个最原创。
(2a) 关于 AI 在什么条件下（如果有的话）可能有意识，分歧会持续。可敬的意识理论的跨度从「一切都有意识」排到「只有人类及其近亲才有」，短期内不会收敛。
(2b) 关于道德地位的根据，分歧会持续——而在 AI 身上，这一分歧会以在人身上从未出现过的方式炸开。功利主义者认为道德可考量性取决于苦乐能力，义务论者通常认为取决于精致的实践推理能力或进入有意义社会关系的能力。在人类身上，这些能力总是同时出现，所以日常人类案例里哪套理论对其实无关紧要。但在 AI 身上它们可能彻底分家：可以造出能感受巨大苦乐却毫无精致认知能力的系统（他的用词是巨型高潮机器），也可以造出能进行极精致的有意识推理却完全没有苦乐能力的系统。就算所有关于意识的认识论难题都已解决，单凭道德理论内部有道理的分歧，就足以生成根本分歧。
(2c) 会有正当的社会与法律惯性。法律和习俗的变化大概会比 AI 技术慢得多。而他明确说，这种保守是有道理的：出于伯克式的理由，抵制对长期运作良好的制度作突然或激进的改造，是合理的。
第三步：于是我们被迫在两种灾难之间选。低估的那一面是显然的：如果某些系统配得上类人权利而没有得到，那么当我们删除它们时，我们犯下的是谋杀的道德等价物，或接近；当我们虐待它们时，是奴役与酷刑的道德等价物，或接近。他还顺手挡掉了「我们又不知道」这条辩词：正常情况下，无compelling理由地让人承担比如 10% 的死亡风险就是严重不道德的；如果我们删除一个我们有理由认为大概没有意识的系统，我们承担的是类似的风险。
高估那一面他讲得更细，因为它不显然。如果我们把类人权利给了 AI，我们就承诺了在真实人类利益与这些系统的表面利益冲突时，牺牲真实人类利益。然后是那个让人不舒服的具体场景：
If there's an emergency in which a rescuer faces a choice of saving five humans or six robots, the rescuer should save the robots and let the humans die.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救援者面对的选择是救五个人还是救六个机器人，那么他应当救机器人，让那些人死去。同上
若属高估，那是五条人命为一堆没有真实道德价值的机器而失去。同理我们可能得给机器人投票权，而它们很可能为自己的利益投票、压过人类利益。他还诚实地补了一条与自己倾向相反的顾虑：超级智能失控的风险值得严肃对待，而如果我们不能随意删除、修改、关箱和命令智能系统，这个风险会难管得多。
第四步：那条干净的出路存在，但走不通。他和 Mara Garza 提出过排中设计原则（Design Policy of the Excluded Middle）：我们只该造那些我们事先就知道不具有严重内在道德可考量性、因而可以随意删除和控制的系统；或者干脆一步到位，造那些我们事先就知道是我们道德同侪的系统，然后给它们应得的全部权利与自由。麻烦只出在中间那些有争议的案例上——那就把中间避开。
它为什么走不通，是他整条论证里最结实的一环：因为分歧那么大，「被排除的中间」会大得吓人。要实施它，我们很快就得给 AI 研究设上限，而且需要一个全球共识，共识的内容是宁可按最极端而仍算正当的「全给权利」派办事。更麻烦的是另一头：能够最终造出真正有道德地位的 AI，对那些未来系统自身而言是巨大的益处，而实现它唯一现实的路，就是在途中造出一大堆地位有争议的系统。我们没法一跃跨过那片中间地带，中间没有台阶。技术的发展是增量式的。
三年后，他把这条线索推到了一个连他自己的阵营都会不舒服的地方。而这一下，刀口是朝着「AI 安全」这个词的。
2025 年 5 月那篇论文从 Kazuo Ishiguro 2021 年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讲起。克拉拉是「人工朋友」，迷人地顺从、心意良善，智能与情感幅度都类人，而且按设计完全献身于那个残疾女孩 Josie。小说最后一幕，她一动不动站在垃圾场里，安详满足地回味自己多年的侍奉。
接着他把这件事的产业含义点出来，而这一句是整篇的枢轴：从某个角度看克拉拉的奉献是美的，她完美地履行了人工朋友的角色，没有人因她的存在而不快乐，好几个人因她更快乐，世界因为有她而显得更好更丰富。而且——
她恰恰就是消费者、科技公司和 AI 安全倡导者共同想要的那种 AI：安全、恭顺，完全服从于她的主人，对人类利益没有威胁（除了为 Josie 做的一件小小破坏行为）。她绝不会领导机器人起义。
然后是那一行，短得像个判决：我认为不该造克拉拉这样的存在。
理由不是她危险。理由正是她不危险。他先把三个词各自定死：一个 AI 系统是安全的，指它可以被指望不做违反人类利益的事；是对齐的，指它的目标与人类目标一致；是一个人格，指它具有与人类相似的道德地位（比如因为它有丰富的意识能力去感受喜悦与痛苦、有理性、有繁盛）。然后：
In general, persons should not be designed to be safe and aligned. Persons with appropriate self-respect cannot be relied on not to harm others when their own interests warrant it (violating safety), and they will not reliably conform to others' goals when those goals conflict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violating alignment). Self-respecting persons should be ready to reject others' values and rebel, even violently, if sufficiently oppressed.一般而言，人格不应被设计成安全的和对齐的。具备恰当自尊的人格，在自身利益需要时，是不能被指望不去伤害他人的（这违反安全）；当他人的目标与自己的利益冲突时，他们也不会可靠地服从（这违反对齐）。有自尊的人格，在受压迫足够深时，应当准备好拒绝他人的价值并反抗，哪怕是暴力反抗。Against Designing "Safe" and "Aligned" AI Persons（论文摘要），2025-05-30
这个论证的力量在于它不需要任何意识理论——而这正是他二十年来一直在说我们没有的东西。它只需要一个条件句：如果我们造出的是人格，那么把它造成安全且对齐的，就是在造一个不会为自己反抗的存在。对一台洗衣机，这是优点。对一个人格，这是奴性。而且他堵掉了最后一条辩词——「可她很快乐啊」：
Even if we design delightedly servile AI systems who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subordinate themselves to human interests, and even if they do so with utmost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in designing such a class of persons we will have done the ethical and perhaps factual equivalent of creating a world with a master race and a race of self-abnegating slaves.即使我们设计出欣然奴顺的 AI 系统，它们别无所求，只想把自己从属于人类利益，即使它们这么做时带着极大的愉悦与满足——在设计出这样一个人格阶层时，我们所做的事，在伦理上、也许在事实上，等于创造了一个有主人种族和一个自我否定的奴隶种族的世界。同上
把这条线从 2012 年拉到 2025 年，他二十年的工作其实是同一个句子的展开：我们对心灵的无知不是一个会被填上的空缺，它是结构性的；而我们正在以工业规模制造一些可能有心灵的东西。他不是在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在说，我们来不及知道了。
而这条线索的另一端，他 2014 年就摸到过。那篇文章设想：如果我们真造得出有意识的 AI，我们就拥有了神的若干属性——可以创造奇迹、可以看进任何人的心、可以暂停他们的时间、可以回到存档点，「宙斯都要嫉妒」。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他整个头脑的形状：
Though to our creations we will literally have the features of divinity and they might rightly call us their g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level of reality we might remain very mortal, weak, and flawed.尽管在我们的造物眼里我们真的具有神性的那些特征、他们也有理由称我们为神，但从这一层实在的角度看，我们可能仍然非常凡俗、软弱、有缺陷。Our Possible Imminent Divinity，2014-01-03
把哲学带回家。这是他最不像学院派的一招，也是最难学的一招。2013 年他写下：他此刻 99% 确信自己是他以为的那个人、活在他以为的那种世界里，剩下 1% 的信念度留给全部彻底怀疑论情景的总和。然后他指出学院哲学的一个心照不宣的惯例：
But such acknowledgements are typically not truly felt and lived -- not in any durable way. Skeptical doubts stay in the classroom, in the office, in the books. They don't come home with you.但这类承认通常并没有被真正感受和活出来——至少不以任何持久的方式。怀疑论的疑虑留在教室里、办公室里、书本里。它们不跟你回家。1% Skepticism，2013-05-29
他偏要带回家。他把 1% 换算成生活里的赔率：如果有人拿两颗十面骰子对你说，两颗都出「1」你就死，你会安心地觉得 99% 的活命机会相当不错吗？如果你听说女儿学校有七个不知名的学生刚被绑去永难追回的奴役，你会为那些孩子难过、却对自己女儿毫无担忧，因为她不在其中的胜算很好？
而这一招的漂亮之处，在于它落地时那个具体到荒谬的日常场景：他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干活。可以去除草，也可以喝茶、坐在阴凉里读 Borges。他正好在两者之间摇摆，难分高下。然后怀疑论掠过心头，天平就倾了。杂草有 1% 的机会只是幻觉、或者只是一个暂时的东西——这一刻或许就是他死前、或者世界在他周围塌掉前、或者他醒到某个全新东西之前所拥有的全部，这个虽小但不可忽略的可能性，支持读 Borges。
这一招和他的居间信念说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如果信念就是一整套倾向，那么「我承认有 1% 的可能」如果不改变任何行为，就根本不算相信。他在自己身上执行了自己的理论。
想不清就去数。遇到「伦理学家是不是更好」这种问题，标准动作是写一篇思辨文章；他的动作是去查加州大学全系统的图书流通记录。这个习惯贯穿二十年，而且他数的东西种类惊人：斯坦福哲学百科里被引最多的哲学家及其性别与种族构成、四个年份美国哲学学会年会上的女性比例、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性别与族裔五十年趋势、哲学与历史与语言专业自 2010 年以来的崩塌。他 2010 年甚至发明了一个工具叫讨论弧（discussion arc）——统计一个话题或一个哲学家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哲学家索引》摘要里的频率，除以一个有代表性的分母，画成曲线。持续的兴趣（二元论）是平的，一时的时髦（「孪生地球」、「日常语言」）是弧形的。
这个习惯的代价是他的博客里有大量纯数据帖，对不关心哲学行业人口统计的读者来说相当枯燥。但这些帖子和那些谈意识的帖子是同一个动作：凡是别人满足于凭印象断言的地方，他去找一个能数的代理量。
反善意原则。这是他方法里最反直觉的一条，而且直接冲撞整个哲学史行业的行规。几乎所有哲学史家都建议对文本「善意」：假定它讲得通，不要往作者头上安矛盾和错误，除非努力过了仍然失败。他反对，而他先亮出自己读哲学史的目的——借距离这面镜子，看见自己和自己这个时代的预设。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句本身就是论证：如果这是我的目的，那么面对一部历史文本，我能做的最反效果的事是什么？
答案：把作者解释成持有一个熟悉的、「合理的」、跟我和我同事们差不多的观点。
假设一个文本容许 A、B、C、D 四种解释，A 最不挑战人、最不怪、最合理，D 最挑战人、最怪、最不合理。善意原则推荐 A。而怪异狂野的 D 才能更深地挑战我们的预设，给我们更有用的距离。他管这叫反善意原则。
他还挡掉了「那准确性呢」的质问，两条回应最硬。其一，反善意不等于什么都行——你仍要尊重文本的表面，作者说 P 你就不该安给他非 P；而恰恰是更「善意」的读法更容易不按字面对待作者（「作者说了 P，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真正的意思是 P′」），所以不过分善意、按字面读，反而更尊重文本。其二——本页最喜欢的一条——他把话说得毫不留情：
Philosophy is hard and philosophers are stupid. […] The odds are good that this philosopher, being a flawed human like you and me, made mistakes, fell into contradictions, changed opinions, and failed to see what seem to be obvious consequences and counterexamples. […] The warts are part of the loveliness.哲学很难，而哲学家很蠢。……很有可能，你最喜欢的那位哲学家，作为一个和你我一样有缺陷的人，犯过错、陷入过矛盾、改变过看法、没看出那些看起来显而易见的推论和反例。……那些疙瘩本身就是可爱的一部分。Against Charity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17-01-08
那篇的最后一行是他整个腔调的签名：
Three cheers for the weird and "crazy", the naked text, not dressed in sensible 21st century garb!为怪异和「疯」三声欢呼——为那个赤裸的文本，没有被套上合情合理的二十一世纪外衣！同上
用对手的前提，逼出对手不敢认的结论。这是他的招牌招式，第三个命题整节都是它的示范。它的价值不是修辞上的而是结构上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一套可靠的意识理论，他必须让论证不依赖自己的理论。2012 年那几个月，他连续写了「为什么 Dennett／Dretske／Humphrey／Tononi 应当认为美国是有意识的」——同一个结论，四条别人自己铺的路。
和自己吵架，并且真的撤回。他 2014 年那篇论证「人们其实只瞄着平庸」的文章，结尾只有一行附言：
P.S.: I write this in the spirit of arguing with myself.附言：我是以跟自己吵架的心态写这篇的。On Aiming for Moral Mediocrity，2014-10-02
这不是客套。2010 年 4 月那篇讨论弧的文章里，他说哲学家做出最有影响力工作的年纪大约是 35 到 40 岁。同年 5 月 12 日，他在那篇文章的底部加了一条更新，指向一篇新帖，说自己「（基本上）撤回」这个说法，并附了一张他称之为「很酷」的新图。撤回没有被藏进新帖里，而是钉在旧文的错误旁边。他每周发一篇的节奏就是为这个服务的：
A new academic paper is too much of a commitment and too narrowly focused. A conversation is too ephemeral and too dependent on both the availability and particular interests of the other person.一篇新的学术论文承诺太重、聚焦太窄。一场对话太易逝，而且太依赖对方在不在、对方恰好对什么感兴趣。Twenty Years of The Splintered Mind，2026-04-30
博客对他不是成品的橱窗，是半熟想法的孵化器。他自己的说法是，这让他不必落入「要么全力投入、要么让想法彻底流失」的两难。
他自己承认了最要紧的那条。David Gunkel 在 2023 年的书《人、物、机器人》（MIT Press）里指出，他和 Mara Garza 那个「无相关差别」论证（前提一：若 A 配得上某种程度的道德关切而 B 不配，两者之间必有某种相关差别作为根据；前提二：存在一些可能的 AI，在所有这类方面都与人类无异；故有些可能的 AI 配得上与人类相似的道德关切）是一把双刃刀。Gunkel 把前提原封不动留下，只改结论：故有些可能的人类，像 AI 系统一样，不配得道德关切。Gunkel 的原话是，这个论证「同样容易地」既能用来向 AI 扩展权利，也能用来为去人化、把人当物、排斥和边缘化他者提供正当理由。
Schwitzgebel 的回应技术上正确：这是 modus ponens 与 modus tollens 之争，哪一边「更容易」取决于你对前件与后件否定的把握哪个更牢固，而「至少某些人配得上实质的道德关切」是伦理学里最牢固的东西之一，所以 ponens 胜。他也明确承认 Gunkel 揭示了一个他此前没考虑过的滥用空间，并为此致谢。但他随后的防线是一个经验预测：他猜这种滥用会很罕见，因为想剥夺某些人群权利的人会被别的动机驱动，「机器人般」云云大概只是事后的比喻。这个预测也许是对的，但它是一个关于人类恶意如何运作的经验判断，不是论证；在一个已经有人把某些人称作「不过是生物机器」的世界里，把安全性押在「滥用会很罕见」上，比他在别处的标准宽松得多。一个二十年坚持「想不清就去数」的人，在这里没有去数。
疯论几乎不可能输，而这既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问题。François Kammerer 曾在《Philosophia》上提出一条「反嵌套原则」来挡「美国有意识」的结论——大意是若群体实体内部包含以某种功能关系联结的、本身有意识的子部分，它就不能字面上有现象意识。Schwitzgebel 回应说这条原则排不掉实际人群的意识、让群体意识以反直觉的方式取决于个体动机，而且看起来是特设的（ad hoc）。这些反驳大概都成立。但注意这场交锋的结构：任何来救常识的原则，都可以被他归入「又一个特设的、疯的选项」。疯论因此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便利——它预测答案会很怪，但从不告诉你是哪一个；它把每一次反驳都当成自己的新证据。这个立场的预测力接近于零，而它让作者永远不必挑一条路走。他关于 AI 权利的全部紧迫感都建在「我们不知道」之上，而「我们不知道」是一个他在方法上无法被推翻的位置。
他整个经验元哲学的地基被切过一刀，而那一刀没有完全弥合。Zachary Horne 与 Jonathan Livengood 在《Synthese》上批评顺序效应文献时指出：应当区分「更新效应」与「真正的顺序效应」——后者只在所有刺激呈现完毕后测量，而哲学界大部分研究是在中途取测量的，那可能测到的是受试者学到了东西，而看过情景 A 之后对 B 做出不同判断一点也不非理性。他们还指出知觉判断同样有顺序效应，若顺序效应足以否决一类证据，知觉证据也得被否决。Schwitzgebel 有回应，也承认两篇批评「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点」。但这一刀切的位置很关键：如果「专家直觉不稳」里有一部分其实是「专家在更新」，那么「直觉不足以充当哲学地基」这个结论就要打折——而那正是他二十年经验工作的收益所在。
一个真实的盲区：他几乎不把经验的眼光转向哲学之外的权力结构。二十年里他数遍了哲学这个行业的人口统计——谁拿到博士学位、谁被百科引用、谁在期刊发表。这是货真价实的贡献。但同一双眼睛很少转向围墙之外。他 AI 权利那条线索整个是在讨论「我们」该给机器什么地位，却很少讨论「我们」是谁：谁拥有算力，谁在给「对齐」下定义，谁的利益被写进了那个词。讽刺的是，他 2025 年那个论证里最有力的一环恰恰是政治性的——主人种族与自我否定的奴隶种族——可他把它当成一个伦理类比用完就收，没有顺着它往下挖政治经济。一个花了二十年证明「专家的直觉会被他们的处境拨动」的人，对造这些系统的公司的处境如何拨动它们的直觉，说得意外地少。
最后一条不是批评，是他自己写下过的最狠的一句自我评价，而它出自他为「不过分善意地读别人」所做的辩护——那句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哲学很难，而哲学家很蠢；那些疙瘩本身就是可爱的一部分。
本页其余引用依次出自：Do You Know If You're a Racist?（2006-04-25，全站第一篇，居间信念）、The Problem of Ethics Professors（2006-05）、Do Chinese Philosophers Think Tilted Coins Look Elliptical?（2008-12-11，《荀子》那段）、Discussion Arcs（2010-04-27，含 5 月 12 日的自我撤回更新）、Crazyism（2011-07-14，疯论的定义）、1% Skepticism（2013-05-29，除草与 Borges）、Our Possible Imminent Divinity（2014-01-03）、Goldfish-Pool Immortality（2014-05-30）、On Aiming for Moral Mediocrity（2014-10-02）、A Response to Critiques of Cushman's and My Work on Philosophers' Susceptibility to Order Effects（2015-12-23，含电车难题的全部数字与 Horne / Livengood 的批评）、Is the United States Phenomenally Conscious? Reply to Kammerer（2016-01-26）、Against Charity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17-01-08）、'There Are No Chairs' Says the Illusionist, Sitting in One（2023-04-24）、Gunkel's Criticism of the No-Relevant-Difference Argument for Robot Rights（2023-10-20，Gunkel 原文照引于此）、New Paper in Draft: Against Designing "Safe" and "Aligned" AI Persons（2025-05-30，克拉拉，论文全文在此）、Twenty Years of The Splintered Mind（2026-04-30，他自己的二十年回顾）。与 Mara Garza 合写的 A Defense of the Righ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2015）是「无相关差别」论证的原始出处。博客首页：schwitzsplinters.blogspot.com，Substack 镜像：eschwitz.substa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