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若泽·萨拉马戈 · No.49
Ensaio sobre a Cegueira · 葡萄牙 · 1995 · 若泽·萨拉马戈
红灯转绿，第一排的车没有动。后面的喇叭按成一片。有人下车去砸他的车窗，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方向盘后面，两只手举在半空，眼睛睁得很大，正朝着他喊一句谁都没准备好听见的话：我瞎了。
他不是掉进黑暗里。他掉进了一片白——牛奶一样的、发亮的、没有边的白。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像是想让自己也听清楚。围观的人替他把车挪到路边，扶他站到人行道上。
一个好心人说，我送你回家。
他真的把他送回了家。然后他回过头，去把那辆车开走了。
一座没有名字的城市里，人们一个接一个染上「白色失明症」，政府把最早的一批病人和接触者关进一座废弃的疯人院，门口架起机枪；院子里没有水、没有管理、没有人负责，几百个互相看不见的人在十几天里重新发明了掠夺、垄断、定价和强奸；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从头到尾没有瞎的女人——她假装失明才被允许陪丈夫进来，于是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看清正在发生什么、也唯一有能力动手的人。
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葡萄牙人，出生在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家庭，当过钳工、编辑、翻译，五十多岁才真正开始写小说，六十岁上下以《修道院纪事》成名。199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个拿到这个奖的葡萄牙语作家；瑞典学院的理由里有一句常被引用：他用想象、同情与反讽支撑起来的寓言，让我们一再重新把握一个难以捉摸的现实。他终身是葡萄牙共产党党员，1991 年因《耶稣基督福音》引发的风波移居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直到去世。
《失明症漫记》1995 年出版，葡文原题直译是「关于失明的随笔」——他把这本书叫作「随笔」（ensaio），不叫小说，这个词同时还有「实验」「排演」的意思，等于提前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这是一场安排好的试验。中文通行译名《失明症漫记》，台湾译本作《盲目》；英译本 Blindness 由 Giovanni Pontiero 译出，1997 年出版，译者已在前一年去世。
它在反乌托邦这一路里的位置很特别。《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写的都是制度设计——有人处心积虑地建了一台机器来统治你。萨拉马戈写的是反面：没有人统治了。这里没有老大哥、没有元首、没有意识形态，政府在第三十页左右就基本退场了，剩下的秩序全部是几百个饿着的普通人在十几天里自己长出来的。这本书要问的不是「暴政能坏到什么地步」，而是一个更难堪的问题：把管制拿走，人剩下什么。
第一个瞎掉的人在等红灯。他没有前兆、没有疼痛、没有黑下去——他看见的是一片明亮的、乳白的、均匀的白。伏笔 ①这个细节是萨拉马戈第一手就定死的规则：这不是失明的常识形态。常识里的瞎是熄灯，是被关进黑箱；而这里是灯全开着、亮得什么也分不出来，像被浇在一桶牛奶里。整本书的比喻从这一句开始就已经上好膛了。
路人把他扶回家。那个自告奋勇送他回家的男人，转身把他的车开走了。伏笔 ②萨拉马戈写这件事的口气极其平静，没有愤慨，甚至替偷车的人解释了两句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机会就摆在那儿，一个瞎子，一辆车。全书的第一件恶事发生在灾难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盲人的妻子带他去看眼科。候诊室里坐着几个人：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她得了结膜炎，晚上还戴着墨镜，靠陪人过夜挣钱）、一个斜眼的小男孩和他母亲、一个戴黑眼罩的老人。医生检查了半天，什么器质性病变都没查出来——眼睛是好的，视神经是好的，白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当晚，医生翻遍能查的资料，给卫生部打了电话报告一种他不认识的传染病，挂上电话，抬头，屋子变成了白的。
然后是候诊室里的每一个人，一个不落。偷车的人也瞎了——他正开着那辆偷来的车。
当局的反应很快，而且完全按程序：救护车上门，把已经失明的人和接触过他们的人一起送去隔离。医生的妻子站在门口，看着来接人的人。她开口说了一句这本书的第二个决定性谎言：我也瞎了，我跟他一起去。伏笔 ③没有人核实——在一个刚刚发现失明会传染的国家里，谁会去检查一个自愿要求被关起来的人的眼睛。
他们被关进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空病房、旧铁床、走廊、一个内院，一扇大铁门，门外是士兵。
入口上方的喇叭每隔一段时间就播一遍规定，是录好的、不带情绪的男声，一条一条念：食物每天送到大门内侧，自己出来取；擅自越过界线者，格杀勿论；死者就地掩埋在院子里，不举行任何仪式；发生的一切纠纷自行解决，外面不会有人进来。这份广播是全书最冷的一段文字，因为它每一条都很合理。它不残忍，它只是把「我们不会进去」说了十五种说法。
第一批人还试着组织生活：数床位、排队、分食物、约定谁睡哪张床、谁打扫厕所，医生凭着还没失效的权威做了些安排。这段秩序维持了不到一星期。崩塌的第一处不是道德，是卫生。没有人看得见厕所在哪，没有人修得好水管，很快人们就在走廊里、墙角、自己床下解决问题；鞋底粘着东西被带回床铺，气味成了这本书里最持续的一个角色。萨拉马戈在这上面写得毫不客气，因为他要的正是这个：尊严的第一道防线不是信念，是能不能洗手。
人还在源源不断地送进来。病房住满了，走廊上开始睡人。军方越来越怕：接触即传染，而他们就在门口。一个人摸到大门口去要药，士兵先喊话、后开枪。
偷车的那个人也快到头了。他在黑暗里去摸戴墨镜的姑娘，被姑娘的高跟鞋捅进了大腿。伤口没药、没水、没消毒，几天后开始烂。他忍不住了，爬出病房，沿着地面往大门爬，一边爬一边喊求救，喊他要看医生。哨兵在探照灯里看见地上一团东西在动，开了枪。回收 ② ↑这一枪值得停一下：这个人第一次出场，是全书里第一个作恶的人——他把一个刚瞎掉的陌生人扶回家，然后偷走了他的车；而他最后死，是因为爬出去求人救命。萨拉马戈没有让他被报应，他让他被程序打死——开枪的士兵不知道他是谁，也不需要知道。他和第一个失明者住在同一间病房，那个人认得出他的声音，却什么也做不了。恶有回报和恶无回报，在这一枪里是同一件事。
戴黑眼罩的老人是后来才被送进来的，他带来两样东西：外面的消息，和一台袖珍收音机。伏笔 ④晚上大家挤在他床边听。广播里说，失明症还在扩散，政府呼吁镇静，某某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有一天电池耗尽，或者说，电台不播了。
然后是这本书的心脏部分。
院里来了一批新人，其中一个进来时身上带着一把枪——一个瞎子有枪，在一个所有人都瞎了的地方，这就是全部的军事优势。他们占住三号病房，先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食物送进来时抢在所有人前面把它端走。从此食物不再是分配，是买卖。
他们提出条件：想吃饭，交东西。手表、戒指、钢笔、打火机、现金、项链，一切值钱的。各病房只能照办——出去抢是送死，饿着也是死。他们中间有一个从前的会计，眼睛瞎了但会写盲文，他把每一样收上来的东西记进一个本子里，谁交了什么、值多少、够换几天的饭。伏笔 ⑤这是全书最不像地狱、也最像地狱的一笔：他们不是抢，他们是记账。
财物很快见底了。三号病房宣布新的价目：要吃饭，送女人来。每个病房轮流交出本病房的女人，交一次，换若干天的食物。
第一病房的人在黑暗里开了一次会。男人们大多不说话——不说话本身就是投票。医生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也说不出赞成的话。真正把事情定下来的是女人们自己：不去，全病房一起饿死，包括女人；去，至少还有饭。萨拉马戈在这里没有给任何人一个体面的下台阶：这不是被逼的悲剧，这是一次算清楚了的交易，参加投票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换什么。
然后是那条走廊。女人们排成一列，手搭着前一个人的肩，由唯一能看见的那个人带着，穿过走廊去三号病房。她们回来的时候，有的走不动了。第二次轮到二号病房的女人，其中一个当晚死在那间屋子里，尸体被抬回来，埋在院子里。
医生的妻子这时已经在这个院子里看了太多东西。她看见丈夫在她眼前和戴墨镜的姑娘发生了关系——她没有闹，甚至替他遮了一句；她后来对姑娘也没有恶意，两个人成了这本书里最结实的一对同盟。萨拉马戈拒绝给她一个圣女的位置，他让她先受这个羞辱，再让她动手。
她动手是在第二次送女人的那个晚上。她带着一把剪刀，在三号病房里等到那个持枪的头目仰起头、脖子完全暴露的那一瞬间，把剪刀扎了进去。她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一屋子瞎子，只有她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一下是她那个谎言的到期日。回收 ③ ↑她当初说「我也瞎了」，是为了不跟丈夫分开；十几天后，同样是这句谎话把她变成了这个院子里唯一有资格、也唯一没法推卸的行刑者：因为只有她能看见，所以这件事只能由她做，也没有任何人能替她审判。她要来的是陪伴的权利，拿到的是杀人的权利。
头目死了，三号病房乱了一夜，然后重新安顿下来——那个会计接过了那把枪，也接过了那个本子，账照记，价照收。回收 ⑤ ↑这是全书对权力最不留情的一句判断：杀掉一个头目，制度连一顿饭都没有耽误。能被一把剪刀解决的从来只是人，不是那本账。
把这件事真正终结掉的不是正义，是火。二号病房一个女人拿着打火机，摸到三号病房堵门的床垫前面，把它点着了。旧木头、旧棉絮、满地垃圾，火几分钟就走遍了整栋楼。瞎子们在着火的走廊里互相踩踏，喊叫，找门。放火的那个女人死在里面。
医生的妻子拖着她那一小队人冲到大门口，做好了迎接子弹的准备。
门口没有人。没有哨兵、没有探照灯、没有喊话。铁门开着，外面是一条街，街上全是摸索着走的人。回收 ④ ↑那台收音机不响的那一天，他们以为是电池坏了；其实那一天就是外面的世界结束的日子——最后一个还在播音的人也瞎了，广播里说的「正在采取措施」的那个「正在」，早就没有了主语。守门的士兵一批一批地瞎掉，最后干脆没有人再来守。他们被关在里面这些天，隔离的另一侧已经空了；那道门只是道具，真正把他们钉在那里的是他们相信门后面有秩序。
城市的样子是这本书第二个高峰。垃圾堆到膝盖，商店被砸空，汽车横在路上，狗成群，吃街上的死人。活着的人都在找吃的：扶着墙排成队走，闻着味道拐弯；在原地解决大小便，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打架，因为打架不需要眼睛。
医生的妻子成了七个人的眼睛：她的丈夫、第一个失明的男人和他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的小男孩、戴黑眼罩的老人。街上一条狗凑过来舔她脸上的眼泪，从此跟着这一队走——书里管它叫「舔眼泪的狗」。
她下到一家超市的地下仓库找食物，摸黑装满几个塑料袋，数着台阶爬回地面。回到街上时，饥饿的人闻到了袋子里的东西，整条街的脸都朝她转过来。她比所有人多一样东西：视力；也因此多一样东西：随时可能被当成猎物的自觉。
他们回到第一个失明者的家，屋里住着一对陌生的盲人，男的说自己是个作家。他还在写——纸上一行压着一行，笔画都叠在一起，他自己看不见，也不肯停。她读了几行，读不出来。这一段几乎是萨拉马戈把手伸进书里给自己的行业写的一句话：在没有人能读的时候，还写不写。
还有那座教堂。他们进去避雨，医生的妻子抬头，看见所有的圣像——所有画上的、雕出来的圣徒和耶稣——眼睛都被蒙上了白布，或者被涂成了白色。她喊出了声，教堂里的瞎子们听见「圣像都瞎了」，一哄而散地往外挤。谁干的、为什么干，小说没有回答。只留下一种可能：干这件事的，恰恰是最后一个还相信的人——他要让神跟大家一样看不见。
最后他们住进医生夫妇自己的家。楼顶水箱里还有水。三个女人脱光衣服，在下着雨的阳台上洗澡，用剩下的一点洗发水，互相帮忙冲背，笑出声来。这是全书唯一一段可以被称为幸福的文字，它出现在两百页污秽之后，位置一分不差。
结束和开始一样没有理由。某一天，第一个失明的男人忽然喊起来：我看见了。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一个接一个，白色像退潮一样从这座城市撤走。没有解释，没有药，没有科学家宣布攻克。萨拉马戈不让你得到那个安慰。
屋子里的人在互相辨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见过彼此的脸，只认得声音。医生和妻子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为什么会瞎，我不知道；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瞎，我们本来就是盲的，是能看见却不看的盲人。
然后医生的妻子走到窗前。她看见街上开始有人跑、有人喊、有人在雨里抱在一起。她抬起头，看天。回收 ① ↑那片开场时浇在第一个人眼睛里的、发亮的白，此刻铺满了整个天空——她想，轮到我了。她害怕地低下头。城市还在那里。
最后一页把第一页的那桶牛奶重新倒了一次，只是这回倒在唯一一个从没瞎过的人头上。这一下是全书最漂亮的收束：她是唯一始终在看的人，所以也是唯一有资格在最后一刻怕的人。怕完，低头，发现城市还在——书就停在这里，既不给她瞎掉，也不给她安心。
把五幕连起来看，这本书里的引信不是那场病。病是自然的、无差别的、谁也不欠谁；点着后面二百页的那根引信，是「把他们关起来」这道命令——一群互相看不见的人，被塞进一个没有水、没有管理、没有任何人负责的空间，门口架一挺机枪，然后被告知：里面的事你们自己解决。之后所有的恶都是这道命令的余波：卫生崩塌是它的余波，垄断是它的余波，账本、定价、走廊、剪刀、纵火，全是。而这道命令在下达的时候，符合防疫常识、符合行政程序、由完全正常的人签发。灾难只提供了条件，是那一纸命令决定了这些人会变成什么。
开场这几页的技术含量在于摄影机的位置。萨拉马戈没有进到那个人脑子里去写恐惧，他把镜头架在马路上方：绿灯亮了，第一排的车不动，喇叭响成一片，有人骂街，有人下车。一场文明级别的灾难，是从「后面的车按喇叭」开始被人类发现的。
然后是「白」这个选择。选白而不选黑，一举拿到三样东西：读者对「黑」有现成的想象，对「亮得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于是必须跟着人物重新学怎么感知；黑暗里人还能躲，白光里连躲的方向都没有；而且它把这场病和「愚昧」「无知」这类老比喻拉开了距离——这些人不是掉进了黑暗，他们是被光淹了。
女人们去三号病房那一段，是当代小说里处理性暴力最见功力的写法之一，办法是把所有形容词都关掉。萨拉马戈不写身体、不写快感、不写细节的刺激性；他写的是数字和动作：几个人、走了多少步、谁扶着谁的肩、门在哪里、回来时少了谁、谁走不动路。视角始终在唯一能看见的那个女人身上，而她被要求做的事是——看着。
这个安排是残酷的，也是精确的：她替读者承担了目击。读者之所以不至于变成偷窥者，正因为叙述里那双眼睛是被迫睁着的，不是猎奇的。而回来之后那段用一点点水洗身体的描写，比施暴本身长得多——萨拉马戈把笔墨压在善后上，不压在暴行上，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立场，用不着他表态。
三个女人在雨里洗澡那一段，之所以是这本书最著名的段落，一半靠位置，一半靠对比。位置：它出现在最脏的两百页之后，读者的鼻子已经被折磨了整本书，忽然来了雨水、肥皂沫、笑声。对比：她们赤裸、脏、瘦、身上有伤，而这一刻美得毫无杂质——因为没有人在看。唯一在看的是医生的妻子，她看着两个看不见自己的女人，觉得她们好看得让人心里发疼。
这一段里藏着全书的另一半论点。前面二百页证明了人在没有目光约束时会烂到什么程度；这一段证明了同一个条件下的另一种可能：没有人看的时候，人也可能忽然什么都不表演了。羞耻和自由是同一样东西的两面，萨拉马戈两面都写了，一面用了二百页，一面用了两页。
规则被立得很干净：突然发作、没有前兆、不痛；看到的是白而不是黑；眼球检查不出任何病变；传染性极强，接触过的人几乎无一幸免；无药可治；最后它自己退去，同样没有理由。诚实地说：这不是医学，是设定。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种能把整座城市在几天内变盲、又整体自行痊愈的疾病，萨拉马戈也从未假装在写流行病学——他在书里连城市和国家的名字都不给。
但有一条是他严格遵守的，而且构成了整本书的逻辑地基：这场病本身不作恶。它不挑穷人、不挑坏人、不惩罚谁；医生瞎了，小偷也瞎了，士兵也瞎了。所以书里发生的一切残酷，没有一件可以推给病毒——它们全部是人在病之后自己安排的。把灾难写得完全中立，是为了让后面的账一分也赖不掉。
全书没有一个专名。人物叫作「医生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第一个失明的人」「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的男孩」「偷车贼」；城市没有名字，国家没有名字，年代没有名字。这一步买来了三样东西：
代价也很实在：你很难爱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这本书能让人震动、让人难受，但很少有人说自己「喜欢」里面某个角色——他们是位置，不是人生。这是寓言体的必然折价。
萨拉马戈的句子长得离谱，一段常常跨好几页，对话不分行、不用引号、不用破折号，直接缝在叙述里，只靠一个逗号和语气的转换提示换人说话。很多人就是被这一页劝退的。
但在这本书里，这套写法不是风格癖好，是装置本身：它逼着你用听的方式读。你分不清谁在说话，只能靠语气和上下文去猜——这正是院子里那些人每天在做的事。读者的眼睛被剥夺了排版这根拐杖，处境和人物同步；长句又取消了停顿，脏和恶不给你喘气的段落间隙，一路推过去。形式在这里不是包装，是同一个实验的另一半。
叙述者也不是隐形的。萨拉马戈的旁白会突然插一句讽刺、一句谚语式的判断，像一个坐在你旁边的老人一边讲一边摇头。这个声音是全书唯一还「看得见」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叙述者和医生的妻子是同一个岗位：都被判了目击的刑。
医生的妻子几乎瞒了整本书。先把「应该说」讲到最强：信息在这种处境下是纯粹的公共品，说出来，第一病房立刻能组织起来——分饭、找厕所、避开三号病房的埋伏、甚至在暴力升级之前就把那把枪解决掉。她的沉默有一段时间实际上等于让别人在她眼皮底下摸黑挨饿、摔伤、被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是句漂亮话，它在她身上是可执行的：她多一双眼睛，别人就少受一天罪。
现在把「不该说」讲到最强，而且要讲得比她的辩护者更狠。她一旦公开，她就不再是人，是资源。几百个饿着的、恐惧的、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会立刻发现：这个院子里有唯一一样稀缺物资，它长在一个女人身上。谁控制她，谁就控制一切——三号病房那把枪第一个会来找她。她将被要求二十四小时替所有人看，睡觉都不被允许，被争夺、被分配、被囚禁在「有用」里。而且更细的一层：她一旦承认自己在看，她此前所有的目击都会变成罪证——你看着我们吃屎一样活了半个月，你为什么不早说。沉默是她保住自己不被没收的唯一办法。
把它拿回日常，这个两难到处都是，只是尺度小。团队里唯一看得懂那份报表的人、家里唯一懂医院流程的人、朋友圈里唯一有点钱的人、班上唯一会写材料的人——公开你的能力，等于被征用；不公开，你要独自扛住看着别人吃亏的良心。萨拉马戈没有替她选，他只是让她累到几乎垮掉，然后让她在杀完人之后对自己说，我看得见，所以是我来做。
支持的一边非常硬。当时的事实是：一群人靠一把枪垄断了全部食物，并且已经把强奸变成了公开挂牌的价格；不存在警察、法庭、上级；申诉的对象是一台放录音的喇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程序」，等于要求受害者继续排队。而她是唯一能做到的人——不是最有资格，是唯一能。当一个共同体丧失了全部执行能力，能力本身就变成了义务。她不动手，下一批女人第二天照样要走那条走廊。
反对的一边同样硬，而且更难受。第一，她的权力来源和她要消灭的那个人完全一样：他有枪，她有眼睛，两者都是别人没有的东西，都不受任何约束。她杀他的理由是他滥用了独有的能力，而她做出判决用的正是自己独有的能力。第二，看后果：她杀完人，三号病房只乱了一夜，会计接过枪和账本，价目没变；真正结束这一切的是一场火，而那场火烧死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人。她的这一刀在道德上极其满足，在结构上几乎无效。第三，也是最不好听的一点：她选的动手时机，是那个男人处在最下作、最不设防的姿势时。人在对手最可鄙的一刻最容易确信自己代表正义——而那恰恰是判断力最不可靠的时刻。
这个两难没有正确答案，但有一个可搬走的判据：私刑的问题从来不在这一次对不对，而在于它把「对不对」的裁定权永久交给了当时最有能力的那个人。你能接受这一次，是因为你恰好同意她的判断。下一个握着剪刀的人你未必同意。
先讲「吃是对的」。拒绝吃，救不了任何人：女人已经去过了，代价已经付了，此刻把饭倒掉只会让这个代价白付，还多饿死几个老人和孩子。而且拒绝吃的姿态里有一种很难看的东西——用别人的牺牲给自己买一个清白，你不吃这顿饭，是为了她们，还是为了你晚上好睡？沉默地把饭吃下去、并且承认这就是自己的处境，也许比慷慨陈词更诚实。
再讲「吃就是共犯」，讲到最强。价格是要有人接受才成立的。三号病房开出「女人换食物」这个价，只有当另一边真的把女人交出来、并且真的把换回来的东西吃下去，这笔交易才完成——施暴者提供的是暴力，吃饭的人提供的是需求。更要命的是萨拉马戈写的那个细节：会上男人们大多不说话。不说话是最省力的参与方式，它既让交易发生了，又让每个人都能对自己说「不是我提的」。集体作恶的常态从来不是有人喊口号，是没有人反对。
这个结构在今天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只是链条被拉长到看不见：手机里的钴、廉价成衣、外卖骑手的时间、某些国家的能源。拉长的链条不改变结构，只改变你需要走几步才会撞见那个女人。萨拉马戈的做法就是把链条缩短到一条走廊那么长，让你在同一间屋子里吃那顿饭。
结尾那句话流传极广，读起来当头一棒。它的力量在于把矛头从灾难转回读者：真正的失明不是眼睛坏了，是明明看得见却选择不看——不看新闻里那些数字后面的人，不看每天擦肩而过的处境，不看自己家里正在发生的事。这是一个关于道德注意力的判断，而注意力确实是可以选择的，因此确实可以被追究。
但值得把反驳讲够。「所有人都是盲的」这种句式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它把一切人放在同一个位置上，于是谁也不特别有罪。可这本书里的账并不是平摊的——拿枪的人和交出手表的人不一样，动手的人和沉默的人不一样，开枪的哨兵和被枪打死的偷车贼不一样。一句「我们都是盲人」念下去，这些差别会被抹平，而抹平差别恰恰是逃避责任最舒服的方式。第二个毛病更技术性：拿一个真实存在的残疾去比喻道德缺陷，等于把「看不见」和「坏」缝在一起——这正是盲人组织多年来对这本书和它的电影版最主要的不满（见下一节）。
那么怎么读才不便宜？也许可以这样：把它当成一个提问的口令，而不是一个结论。它真正值钱的用法不是感叹「人类都瞎了」，而是每次用它来指认一件具体的事：此刻我确实看得见、确实有能力，而我正在选择不看的，是哪一件？说得出具体的那一件，这句话才有重量；说不出，它就只是一句让人感到自己很清醒的漂亮话——而「感到自己清醒」正是这本书里最不安全的一种状态。
把他的书排在一起，能看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做法：抽掉世界的一条常规，然后一动不动地看着人们自己搭出一个新世界。这本书抽掉的是视力；《石筏》里伊比利亚半岛整个从欧洲断开、在大西洋上漂走；《死亡间歇》里某个国家的人忽然不再死亡，于是殡葬业破产、教会陷入危机；《里斯本围城史》里一个校对员在史书上擅自加了一个「不」字。他的小说几乎都是受控实验：条件是荒诞的，人的反应必须是写实的。
第二个执念是无名者。他的主角很少是伟人——校对员、户籍处的小职员、陶工、医生的妻子。他关心普通人被推到极限时能不能保住某种他称之为「人」的东西，答案通常很吝啬：能，但只有极少数人能，代价很大，还不一定有人知道。
第三是他对权威的敌意，包括神。《耶稣基督福音》把耶稣写成一个被上帝当工具使用的人，惹出的风波直接把他赶去了海岛；本书里教堂那一幕是同一种冒犯的延长线——不是宣布神不存在，而是给他蒙上眼睛，让他和大家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这本书还有一部续作：《复明症漫记》（2004）。同一座城市，几年后的一次大选，绝大多数选民投了白票；政府把这当成一场叛乱来处理，封城、设间谍、找元凶，最后找上了当年那个「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把两本连起来读，萨拉马戈的政治判断就完整了：失明的人被抛弃，看得清的人被追杀。
这本书是当代文学里被赞美和被抗议同样激烈的少数几本之一。照实写：
① 灾难是中立的：病不挑人，医生、小偷、士兵一起瞎。所以书里发生的每一件恶，都赖不到病头上。
② 引信不是失明，是那道命令——把互相看不见的人关进一个没人负责的地方，然后在门口架枪。
③ 崩塌是从卫生开始的，不是从道德开始的：尊严的第一道防线是有没有水洗手。
④ 三号病房不是野蛮，是制度：有暴力、有垄断、有货币、有账本、有价目表，还有一个用盲文记账的会计。
⑤ 头目被一把剪刀解决了，第二天账照记、价照收——能杀掉的从来只是人，不是那本账。
⑥ 门早就没人守了。真正把他们关在里面的，是他们相信门外还有秩序。
⑦ 全书唯一的幸福是三个女人在雨里洗澡：没有人看的时候，人会烂掉，也可能忽然不再表演。
⑧ 唯一看得见的人，得到的不是特权，是目击的刑期，外加没有人能替她审判的杀人权。
⑨ 「我们是能看却不看的盲人」值钱的用法不是感叹人类，是说出你此刻具体在不看哪一件事。
⑩ 最后一页，那片开场时浇在别人眼里的白铺满了天空，她想，轮到我了——然后低下头，城市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