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鲁迅 · No.5
短篇小说集 · 鲁迅 · 1923 年 8 月 · 北京新潮社
秋后的一天，风已经很冷。咸亨酒店的掌柜在柜台后面结账，忽然听见一个很低的声音说：温一碗酒。抬头看，柜台外面没有人；低头看，一个人坐在地上，身下垫着蒲包，两只手撑着泥地，一点一点挪过来。
他喝完那碗酒，又用手走了出去。
店里有人笑了一声。
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掌柜每年结一次账，取下那块粉板，总要念一句：他还欠十九个钱呢。
一个在日本学医的中国留学生，在课堂放映的幻灯片上看见一个中国人被当作间谍处决、围观的也全是中国人且神情麻木，于是退学改行写字；十几年后他写出十四个短篇，写的是同一群人——被规矩、被穷、被围观慢慢磨死，死时无人在意，而他们每一个人，在别人被磨死的时候都在人群里站着笑。他不相信喊得醒，还是喊了。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祖父因科场案入狱、父亲久病而死，家道从小康跌到困顿，他少年时天天在当铺和药铺之间来回。后来南京学矿路，日本学医，中途弃医从文。1918 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
《呐喊》1923 年 8 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 1918 至 1922 年间的小说十五篇；1930 年重印时作者把《不周山》抽出，改题《补天》收进《故事新编》，此后通行本是十四篇。
它的格子很好定：中国现代小说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不是从一部长篇，是从一叠短篇。别把它当「教科书里的鲁迅」：这本书的原始状态尖锐、不客气，而且写得非常快。
十四个短篇不共享情节，但共享一个世界（绍兴一带的水乡小镇、酒店、乌篷船、坟场）和一套人。下面挑其中互相咬合的那几篇重讲，不按目录顺序；余下的《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端午节》《兔和猫》《鸭的喜剧》，讲的是同一个镇子的另几个侧面。
先讲这本书自己的故事，因为它就写在书里——《呐喊》的自序是全书第一块地基。
1910 年代中期，三十多岁的周树人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在教育部当一个不痛不痒的差事，业余做一件最没用的事：抄古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抄给谁看也不知道。他的解释是要用这办法把生命消磨掉——年轻时那些救国的主意全失败了，没人反对也没人赞成，像喊了一声掉进无边的荒原。
朋友金心异（现实中是钱玄同）翻着他抄的碑文问：抄这些有什么用？不如做点文章。周树人于是给出了那个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总纲的比喻：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没有窗，绝对砸不破，里面睡满了人，很快要闷死；但他们是从睡着到死掉，感觉不到死的痛苦。现在你大喊一声，惊醒其中比较清醒的几个，让这不幸的少数人清清楚楚受一遍临终的苦——你对得起他们吗？伏笔 ①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呐喊·自序》（原文）
钱玄同这一句成了整本书的授权书。注意它的形状：不是「一定有希望」，是「你没有资格说一定没有」。周树人认了这个理，开始写——这本书叫《呐喊》，不是因为作者相信有人会醒，而是因为他没能证明没人会醒。
自序里还交代了改行的由头：在仙台的医学课上，课间放映的时事幻灯片里，一个中国人被指为俄军间谍要砍头，围着看的一圈也是中国人，个个体格健壮，神情麻木。他当场明白，体格再好，如果只配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救活多少人都没有意义。记住那圈人的表情——它是全书的母版，后面十四篇里会一次次回来。
《狂人日记》开头是一段文言小序，冷静、公事公办：某君兄弟，其中一个曾害过「迫害狂」（今天说的被害妄想），我把他病中的日记抄出来供医家研究；至于病人本人，早已痊愈，去某地候补做官了。伏笔 ②
然后切进白话日记。一个人发现全村都用奇怪的眼神看他：赵贵翁的眼色，路上小孩的议论，大哥请来的医生（他认定是刽子手假扮的），连自家的狗都多看他两眼。他害怕，睡不着，翻书。书上写满「仁义道德」，他睁着眼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另外两个字，满本都写着——吃人。
接下去是全书推理最快的一段。他想起易牙蒸了儿子给齐桓公吃，想起佃户说狼子村的人打死恶人后挖出心肝油煎，想起自己五岁上死掉的妹妹——大哥当时正管着家务、劝母亲不要哭。他打了个寒战：妹妹的肉，会不会早就掺在饭菜里，被他自己吃过？这才是真正的杀伤力：它不是清醒者控诉一群吃人的人，是一个人推出了自己也是吃人的人。日记的最后一句只有五个字：「救救孩子……」
——现在回头看那段文言小序。回收 ② ↑读的时候它只像一句交代出处的套话；读完「救救孩子」再倒回去，意思全变了：那个喊出「吃人」的人，病好了，去做官了。结构因此成了一个圈：呐喊在中间，两头都被合上。更狠的是外面一层是文言、里面一层是白话——旧的把新的裹在里面，并且宣布它是病。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篇，就把自己的处境写成了形式。
接下来这几篇没有一个坏人，人却都死了。
孔乙己：咸亨酒店的柜台分内外，短衣帮站着喝，长衫客坐进里间。只有孔乙己一个人穿着长衫却站着喝——一件又脏又破、大概十几年没洗没补的长衫。他识字，会写「回」字的四样写法，热心地要教柜台里的小伙计，小伙计不耐烦地走开。有钱时他买一碟茴香豆，孩子围上来吃完还要，他就伸开五指罩住碟子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他的罪状是偷书，被当场撞破，涨红了脸争辩：
「窃书不能算偷」—— 《孔乙己》（原文）
——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呢。全店哄笑。这本书里的笑声总是这样：不是坏意的，只是不把对方当人。后来他偷到丁举人家里，被吊起来打断了腿，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而讲他一生的是那个小伙计，一个既没去找过他、也不打算找的孩子：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孔乙己》结尾（原文）
「大约」是猜，「的确」是断定，按语法不该放在一起。但这句必须这样写：没有人去核实，所以只能「大约」；谁都知道结果，所以又「的确」。把镜头交给最冷淡的那双眼睛，同情就无处可去，只能落到读者身上。
陈士成（《白光》）是另一个版本：考了十六回县考，十六回落榜。放榜那天回来，屋里月光白得发亮，祖上传下的谜语在耳边响——量金量银不论斗——他抄起锄头在自家屋里挖，挖出一块下巴骨，正对着他笑。第二天他的尸体在城外的湖里被捞起来，十个指甲缝里全嵌满河底的泥。杀他的不是科举，是科举在他脑子里留下的那个坑。
单四嫂子（《明天》）是个纺纱的寡妇，全部指望是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病了，她求签、烧香、抓药，孩子还是死了。最冷的不是死，是死之后：帮忙的人一个接一个上门，蓝皮阿五抢着替她抱孩子其实只想占便宜；等一切办完人都散尽，屋子忽然静得太大、太空。她只剩一件事可做：睡过去，也许能梦见宝儿。题目叫《明天》，而书里从来没有到过那个明天。
这一篇是《呐喊》的技术顶点。
秋天的后半夜，茶馆老板华老栓摸黑起床，掏出攒了很久的一包洋钱出门。走到丁字街口，忽然涌出一大群人，脖子伸得老长，像被无形的手捏住往上提的鸭子。他不敢看，只看见一个浑身黑的人过来，手里抓着一个鲜红的馒头，红得还在往下滴。钱交出去，馒头拿到手——这是给他儿子小栓治痨病的药：人血馒头。伏笔 ③血是谁的，老栓没问，小说也不说。小栓吃了，咳嗽照旧。
天亮后茶馆开张，刽子手的熟人康大叔讲今天的新闻：杀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姓夏，叫夏瑜，造反的。他在牢里还劝牢头红眼睛阿义跟着一起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阿义扇了他两个嘴巴，他挨了打，说了句「可怜可怜」——茶馆里的人全乐了：被打的人可怜打他的人，这不是疯了是什么？康大叔还补一笔账：告发夏瑜的是他本家的三叔，得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小栓终究还是死了。
最后一节在清明的坟场。一条路把义冢分成两半：左边埋死刑和瘐死的犯人，右边埋穷人。华大妈来给儿子上坟，看见对面来了个同样苍老的女人，抖抖索索走到左边一座新坟前——那是夏瑜的母亲。回收 ③ ↑第一节那个没人过问的问题至此才被回答：给小栓治病的血，就是这个老太太的儿子的血。两位母亲一人一边，隔着一条路，谁也不知道对方跟自己什么关系。整篇小说的因果扣在一个谁都没说破的位置上：革命者的血被他要拯救的人当药吃了，而且没治好病。「华」和「夏」这两个姓摆在一起是什么意思，鲁迅一个字也没解释。
坟场还有两样东西：夏瑜坟顶上一圈红白的花，整整齐齐围着，不是野生的；还有枝头一只乌鸦。老太太对着坟说，你如果真在这里、听见我的话，就让这乌鸦飞到坟顶上来给我看看。乌鸦缩着头站在笔直的树枝上，像铁铸的一样不动。两个老人转身要走，身后忽然一声大叫，乌鸦张开翅膀一挫身，朝着远处的天空箭一样飞走了。花环是他给的希望，乌鸦是他对这个希望的态度——那圈花的来历他后来自己交代过，这笔账留到第七节算。
《阿Q正传》1921 年底起在《晨报副刊》连载，是这本书里唯一的中篇。
阿Q住在未庄的土谷祠，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割麦舂米撑船，谁叫就去；姓什么也说不清。有一回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阿Q喝了两碗酒，说自己也姓赵，论辈分比秀才还长三辈。第二天他被叫到赵府，赵太爷跳过来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伏笔 ④阿Q没有分辩，从此没人再提他姓什么。在这个村子里，连姓氏都是产权，得有人许可你才配用。
他有一套完整的活法，后来被总结成四个字：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就在心里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他赢了；被逼着承认自己是虫豸，他承认，随即想「我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去「自轻自贱」不算，剩下的「第一个」还是他的，于是又赢了。这是一套把每一次失败当场兑换成胜利的工艺：效率极高，成本为零，代价是永远不必改变任何东西。他也不是只挨打——他会去拧小尼姑的脸，会跟比他更弱的小D扭打半天。受气的人第一件想做的事不是掀桌子，是找一个更该受气的人。
转折出在一句话上。他在赵府舂米，忽然跪下来对女佣吴妈说：我和你困觉。吴妈哭闹，秀才拿大竹杠追打，阿Q赔了钱和夹袄，还被立下规矩不准再进赵府；此后未庄没人再雇他，生计断在这一句话上。他只好进城，再回来时阔了，连赵太爷都对他客气；等人们弄清他只是给一伙小偷在墙外接过赃，行情立刻跌回原处。
然后革命来了。1911 年城里换了旗号，未庄人心惶惶。阿Q一听说革命党要来就兴奋得不得了——在他脑子里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来，谁跟我作对先杀谁。可真到要入伙时，庙里的龙牌已经被砸、宣德炉已经被拿走——动手的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留过洋、剪了辫子又装假辫的钱家大少爷）。阿Q跑去要求参加，话还没说完，对方举起哭丧棒喝道：滚出去！他被不准革命。回收 ④ ↑先前那一巴掌是「你不配姓赵」，这一次是「你不配革命」；换了朝代、换了旗号，那只手一模一样，甚至就是同一批人的手。革命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谁有权决定别人配不配。
几天后赵家被抢，抓人总要抓到人，阿Q被从土谷祠绑走。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在堂上被要求画押；他握不惯笔，立志要把那个圆圈画圆，手一抖画成了瓜子模样，他为此非常羞愧。游街路上，他忽然想起四年前在山脚下遇见过一只饿狼：那狼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点鬼火。现在路两边全是看客的眼睛，又钝又锋利，已经嚼过了他的话，还要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同样不远不近地跟着他走。他这才觉得怕。
枪响之后，未庄的舆论一致认为阿Q坏——被枪毙就是他坏的证据。城里人的评价更简单：不好看；而且这个死囚游了那么久的街，竟然一句戏也没唱。全书至此闭环：这些人的最后一次出场，都是作为别人的节目。
最后两篇是回望，也是这本狠书唯一放软的地方。
《故乡》里，「我」冒着严寒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老家，为的是卖掉老屋、接母亲进城。船到岸，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村庄，没有一些活气。母亲提起闰土要来，脑子里立刻跳出那幅画：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的碧绿西瓜，中间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紫色圆脸，头戴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里捏一柄钢叉，向一只猹用力刺去。伏笔 ⑤那是三十年前的闰土——他教「我」雪地捕鸟，告诉「我」海边有五色的贝壳；两个孩子分别时都哭了。
真的闰土进门时，「我」几乎认不出：脸灰黄，皱纹很深，眼睛肿得通红，一顶破毡帽，手开裂得像松树皮。「我」一下子涌上来许多话，却一句也没说出来——因为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终于恭敬地叫了两个字：
「老爷！……」—— 《故乡》（原文）
「我」当场打了个寒噤。回收 ⑤ ↑月光下举着钢叉的那个少年，和现在这个躬着腰叫老爷的男人是同一个人；杀死前一个人的不是时间，是他终于学会了自己该站的位置。钢叉刺向猹的动作里有一种毫不犹豫的自由，被拿走的正是这个。后来闰土在旧物里挑走一副香炉和烛台，「我」的评语很不客气：他要的是偶像崇拜，只是偶像近一些——但「我」并不宽容自己，紧接着就承认，自己心里那个「希望」说到底也是偶像，只是更远一点。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结尾（原文）
这一句要放回自序里那间铁屋子才读得对。回收 ① ↑它讲的不是「前途光明」，是希望这东西没法被证明有、也没法被证明无，因此它的存在方式只能是「走」——走了它才有，不走它就没有，问它到底有没有是问错了。这正是钱玄同那句让步的展开版：中国现代小说最著名的结尾，实际上是一个人在跟自己的绝望做算术。
压轴的是《社戏》：一群孩子摇着白篷航船夜渡去赵庄看戏，月色朦胧，两岸的豆麦和水草散出清香，远处的戏台在灯火里像仙境。戏其实不好看，孩子们打起哈欠；回程饿了就下船偷罗汉豆，阿发在自家地里摸了一把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全书最后一句是：那一夜之后，「我」再没有吃到那么好的豆，也再没有看到那么好的戏。把这句放在一本以「吃人」开头的书的末尾是精心的安排：骂了十三篇，最后一篇承认那个被骂的世界里也有过好东西，而且回不去了。这不是收回前面的话，是把控诉者自己也放回了被控诉的那片土地上。
十四篇拧在一起，全接在同一根引信上：不是一个国家病了，是一群人学会了在别人被磨死的时候站在旁边看，并且觉得没什么。幻灯片上那圈麻木的脸是火头，往后全是余波——酒店里对着断腿的人笑的那声，刑场外伸长脖子像鸭子的那排，茶馆里听说革命者挨打便哄堂大笑的那桌，街上嫌枪毙不如杀头好看的那群，都是同一圈人换了地方站。所以书名是《呐喊》：面对一圈根本没在看你的人，你能做的只有喊一声，而且明知道多半没用。
《药》的最后一节几乎没有情节，全靠调度。两个母亲一左一右各自上坟，读者比她们先明白她们的关系——真相全在读者这边，台上两个人永远不会知道。讽刺是读者自己搭起来的，所以比任何议论都硬。
然后是节奏。老太太向乌鸦求一个显灵，鲁迅让她等，也让读者等——乌鸦「铁铸一般」站着不动，这一句把时间压住了。等两人转身走开、期待已经落空之后，那声大叫才炸开。迟到的动静不回答任何问题，只证明这个世界确实会动，只是不为你动。乌鸦要是在祈求时飞上坟头，就成了鬼故事；要是始终不动，又太闷。让它在人走后朝相反方向飞走，才是最准的那一下。
阿Q被押上堂画押。他不认字，只知道要画个圆，并且立志要画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人，此刻全部的精神资源都用在这个圈上。手抖了，画出个瓜子形，他非常羞愧。
力量在于比例的错位：真正该恐惧的事（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死了）他没有能力去想，因为想那个需要一套他从来没有过的概念——权利、程序、冤枉、我。他手里只有一条现成的标准：做事要做得像样。精神胜利法到最后一刻仍在运转，只是这次没有可赢的对手，于是转过来咬住了他自己。鲁迅写他的死很短，写这个圆圈却不慌不忙——他要的不是死刑场面，是让读者看见一个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呐喊》没有什么可推演的设定，但它有一台反复使用的机器，整本书都架在上面。
中间是一个受难的人；围着他的是一圈看客，他们不动手，只是看，看完还要评价好不好看；最外面是读者。这套几何图形来自那张幻灯片——被砍的是中国人，围观的是中国人，坐在教室里看照片的还是中国人。鲁迅把自己当年的位置，原封不动地留给了读者。
所以凶手很难指认：孔乙己不是被谁杀的，是被笑声磨掉的；夏瑜不死于刀，死于「他一定是疯了」这句共识；阿Q挨了枪子，可判他有罪的其实是「被枪毙就是坏的证据」这条推理。这台机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需要恶意，只需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旁边看。
如果只有前一层，这本书就成了清醒者对一群蠢人的嘲笑，那太轻。第二个设计是把「我」也拉进圈里：狂人推到最后发现自己也吃过妹妹的肉；《故乡》里的「我」承认自己的希望和闰土的香炉是同一类东西；《一件小事》通篇写「我」在一个车夫面前的羞愧。「我」永远是一个离开过又回来的人，能看见问题，也正因如此救不了任何人。
1918 年用白话写小说是政治行为：文言是科举、官府、族规、家谱的语言，白话是市井和孩子的语言。《狂人日记》把文言小序套在白话日记外面，等于把这场战争做成了骨架。再看两个词：「窃书不能算偷」——孔乙己用一个文言字去洗一个白话字，书没少一本，他却觉得保住了身份，他被这套语言杀死，临死还在用它；「大约的确」则是白话草创期的一次故意犯规。《呐喊》写的就是「换一种语言说话」这件事有多难、代价有多大。
先把「别喊」讲到最强。这不是懦弱，是一个很硬的伦理推理：如果结果无法改变，唤醒的唯一效果就是把无痛的死变成有痛的死。医学里的类比现成——对一个已无法治疗、且并不痛苦的病人，把全部预后告诉他，除了让他多受几个月折磨还剩什么？知情权的前提是「知情之后你能做点什么」，剥掉这个前提，知情就只是分发痛苦。而且喊的人不必承担后果：他喊完走了，醒来的人留在屋里。让别人清醒，成本由别人付。
再把「要喊」讲到最强。第一，前提本身可疑：「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是谁鉴定的？——是屋里那个从没试过砸墙的人。把「我砸不动」当成「砸不动」，这一步偷换是所有绝望最常犯的错。第二，「让他无痛地死」仍然是有人替他做的决定，而他从没被问过。你怕自己僭越去唤醒别人，可选择沉默同样是替所有人做了一次决定，且更不可见、更不必负责。沉默不是中立，只是把权力行使得悄无声息。
这道题今天到处都是：要不要告诉朋友他的婚姻正在坏掉，而你并不能替他过日子；要不要把公司的实情说给一个刚入职、正开心的新人。每一次你都在决定别人该在什么程度上清醒——而这个权力并没有人授予过你。鲁迅的处理值得注意：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做的是把喊的成本明码标价，然后照样喊。
标准答案是：那是国民劣根性，要根治。这答案不算错，但太便宜——它让每个读者自动站到阿Q的对面，而这恰恰是这篇小说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把辩护做到最强：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精神胜利法可能是唯一负担得起的止痛药。阿Q没有土地、没有姓、没有亲人、没有名字（连「Q」都是叙述者临时找的记号），改变处境的通道全部对他关闭。这种情况下要求他「正视现实」，等于要求他每天清清楚楚感受一遍自己毫无价值，且不给任何补偿。人在无法改变外部时转向调整内部，不是中国人的怪癖，是所有痛苦中的人都会做的事。同一套动作，在有出路的人身上叫智慧，在没出路的人身上叫麻木；差别不在动作，在出路。
但反驳也一样硬：它真正的代价不是他骗了自己，是他因此不再需要别人。每一次自我兑换都在他和处境之间加一层棉花，最后他既感觉不到痛，也感觉不到同类——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欺负小D、拧小尼姑：他要的不是公道，是随时能兑现的胜利，而最容易兑现的地方永远是更弱的人身上。止痛药吃到最后会变成不需要治疗的理由。
今天的对照物不难找：「算了，不跟他一般见识」「我这是格局大」「反正躺平也挺好」。这些话有时是真的智慧，有时是止痛药。分辨的方法不是看你说了什么，是看说完之后你有没有少做一件本来该做的事。
这不是我强加给鲁迅的题，是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认下的账。他明说过，因为当时《新青年》那批人不主张消极，为了顺应这个「将令」，他「不恤用了曲笔」：在《药》里凭空给夏瑜的坟上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没有写出单四嫂子终于没能梦见儿子。他知道那圈花是假的，还是放了。
辩护的一边可以说到很强：写作不是实验报告，读者也不是被观察的样本。1919 年读到《药》的年轻人，正在决定要不要去做夏瑜那样的事；一篇彻底不留缝的小说，可能会精确地杀死它想唤起的那种人。希望在这里不是判断，是行动的前置条件——它不必是真的，它必须是可用的。何况鲁迅没有一路说谎到底：他给了花环，也让乌鸦拒绝显灵，等于同时给出「有人记得」和「天不回应」。
反对的一边同样有力：诚实是作家唯一不能交易的东西。一旦「为读者好」可以覆盖「我看到的是什么」，覆盖的尺度归谁定？今天为了不让人绝望加一个花环，明天就可以为了不让人动摇删掉一段真相。更要命的是虚假的希望有利息：靠它站起来的人，会在发现真相那天塌得更彻底。鲁迅自己显然站在这一边：他把这件事写进自序，语气近乎认罪，等于亲手在杰作上贴了一张标签——此处有伪。
拉回你的生活：跟病人讲预后要不要留三分，向孩子解释一件坏事要不要留个尾巴，给一个正在崩溃的下属做复盘要不要先说点好的。每个人都会加那个花环，问题只是——加完之后，你会不会像鲁迅一样，老老实实告诉别人你加过。
把他的作品排在一起，会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执念：醒过来之后，怎么办？——他一生的力气几乎全花在这个「之后」上。
《呐喊》负责喊醒，三年后的《彷徨》（1926）就在结醒来之后的账。《在酒楼上》里当年最激烈的青年吕纬甫，如今做着他自己都看不起的事，说自己像一只飞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蜂子；《祝福》里祥林嫂问的问题最锋利——人死之后到底有没有魂灵？她需要一个答案才能决定怎么面对自己的一生，而受过教育的「我」支吾一句「说不清」，转身逃走。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英雄，是一群看得见问题、并因此更清楚自己无能为力的人。
另一条线是他对自己的怀疑。《野草》（1927）里，影子向形体告别时说自己不愿住在光明里也不愿住在黑暗里，宁可彷徨于无地。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中间物」——不是新时代的人，是旧时代里已经开始腐烂、只配给后人搭桥的一段。这是《呐喊》真正的底噪：一个不相信自己站在正确一边的人，提出了所有那些正确的问题。
不吹捧地说，这本书和它的接受史都有值得较真的地方：
① 这本书的授权书不是「一定有希望」，是「你不能说决没有」——现代中国文学从一次逻辑上的让步开始。
② 《狂人日记》最狠的一刀不是指认吃人的人，是狂人推到最后发现自己也吃过。
③ 文言小序 + 白话日记：喊出真相的那个人，痊愈了，去做官了。
④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不是病句：没人去核实，所以「大约」；谁都知道，所以「的确」。
⑤ 《药》里最响的一句话没有出声——两位母亲隔一条路上坟，谁也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血喂了对面那家。
⑥ 花环是作者给的希望，乌鸦是他对这个希望的态度：同时给出「有人记得」和「天不回应」。
⑦ 阿Q的悲剧不是被枪毙，是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还在为圆圈没画圆而羞愧。
⑧ 精神胜利法在有出路的人身上叫智慧，在没出路的人身上叫麻木——差别不在动作，在出路。
⑨ 真正的凶手是一台不需要恶意的机器：中间一个受难的人，外面一圈只是看着的人，最外面是你。
⑩ 以「吃人」开头的书，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收尾——控诉者承认自己也是从那片土地上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