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约瑟夫·海勒 · No.51
Catch-22 · 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 1961
地中海一座小岛的墓地边上，一棵树的枝丫里坐着一个不穿衣服的上尉。树底下正在下葬，牧师念着词，铁锹一下一下地响。他不是不肯参加：几天前他在飞机的机腹里抱住一个十九岁的机枪手，那人的血把他的军装从里到外浸透了，他从此不肯再穿衣服。
然后中队的食堂主任爬上树来，坐到旁边的枝子上，掏出一块裹着巧克力的棉花，非要他尝一口——他刚买下埃及全国的棉花，急着找个出路。
土坑填平了。那块棉花还举在半空中。
1944 年，地中海一座小岛上的美军轰炸机中队里，一个只想活着回家的投弹手发现，任务次数每次快满就被上校再加五次，而唯一的豁免条款写着：疯子可以停飞，但必须自己申请，而一个在真实危险面前想保命的人显然没疯——于是他把能钻的空子钻了一遍，最后在同伴一个个死掉、上级递来一笔「当英雄换闭嘴」的交易之后，选择了逃亡。
约瑟夫·海勒（1923—1999），布鲁克林的犹太移民之子，二战里在陆军航空队当 B-25 投弹手，从科西嘉起飞，飞满六十次任务。他后来说那六十次大多算不上惊险，只有一次在阿维尼翁上空，机上一名机枪手受了重伤——这一次成了整本书的种子。
《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 年出版，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书名原定《第十八条军规》（Catch-18），因为同年利昂·尤里斯出了《米拉 18 号》，出版社怕撞车才改成 22。它在美国最初评论两极、精装卖得平平，反倒在英国先成了畅销书；真正让它变成一代人共同语言的是六十年代——越战一起，这本写二战的小说被当成了写当下的小说。今天 catch-22 已是英语词典里的普通名词：一个你怎么选都输的局，而且它的条款还证明你输得合理。
文学史上它属于「黑色幽默」（black humor）这一支的代表作：不靠悲怆，靠让你先笑出来，笑完发现笑的是一桩桩死亡。海勒在书前特意说明：皮亚诺萨（Pianosa）这座岛在厄尔巴岛以南，实在太小，装不下书里这么多建制——这不是战史，是一台用军队零件搭起来的荒诞机器。
小说从一间病房开始。投弹手约塞连（Yossarian）上尉躺在皮亚诺萨岛的空军医院里，因为肝疼。他的肝疼有个精确的尺度：再重一点就是黄疸，医生能治，治好了得回去飞；再轻一点算没病，也得回去飞。他偏偏卡在中间——一个刚好治不了、也刚好出不了院的病，是他能想出来的最完美的状态。
邻床的邓巴（Dunbar）的人生规划是尽量做最无聊的事：无聊的时间过得慢，慢就等于活得长。角落里躺着一个从头到脚缠满石膏纱布的「白衣兵」，一根管子输进去、一根流出来；邓巴的结论是里面根本没有人。
约塞连不怕打仗，他有一个清晰的发现：有人想杀他。朋友克莱文杰跟他辩过——没人专门想杀你，他们朝所有人开枪。
「那有什么区别呢？」—— 约塞连回应「他们朝所有人开枪」（小说开头数章，译文大意）
这句反问是整本书的入口：一旦「朝所有人开枪」和「想杀我」在结果上没有区别，战争的宏大叙事就塌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炮火里具体地害怕。
也是在这一幕，一个名字第一次冒出来，没头没尾，像句玩笑：斯诺登。伏笔 ①约塞连在教育讨论会上把它抛出来，问的是「去年的斯诺登们都去哪儿了」——一句被故意说歪的古诗。没人听懂，他也不解释。往后每隔几十页就掉出这个名字的一小块，像有人在慢慢发牌。
卡思卡特上校（Colonel Cathcart）的全部人生目标是当将军，以及在《周六晚邮报》上有一张自己的照片。为了在上级面前显得有干劲，他不停替手下报名去危险的任务，并不停提高「飞满多少次可以回家」的次数——每次总有人快飞满，他就再加五次，一路加到八十。这个数字是全书唯一一条向前走的时间线：别的事都在原地循环，只有它在涨。
于是所有人都在找出口。军医丹尼卡（Doc Daneeka）解释了唯一合法的那扇门，也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疯了的人不用飞，只要自己提出申请就行；但一个人在真实的、迫在眼前的危险面前想保住性命，这是头脑正常的表现——所以他一提申请，就证明没疯，就得继续飞。
「这条军规真绝。」「绝透了。」—— 约塞连与军医丹尼卡（原文对白，译文大意）
它的可怕不在严厉，在于它把「申请豁免」这个动作本身变成了不予豁免的证据。你越清醒地想活，它越证明你必须去死。全中队公认疯得最彻底的是奥尔（Orr）——约塞连的同帐篷室友，矮个子、门牙外突，成天拆装帐篷里那只汽油炉，每次出任务几乎都把飞机搞得半残：迫降、擦地、掉进海里。按条文他完全可以停飞，只要他来申请。他从不申请。伏笔 ②
其他出口也一个个堵死。中队长梅杰·梅杰（Major Major Major Major）——父亲开玩笑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一台据说很有幽默感的机器又把他直接提成少校——上任后定了条规矩：他在办公室时谁也不许进来见他，只有他不在时才可以。想找他申请停飞的人永远找不到他。整支军队的逻辑就是这样叠起来的：每一条都有道理，合起来是一个没有门的房间。
爱讲道理的克莱文杰试过申诉。军法委员会审了他一场，罪名始终没说清楚，审判者只关心他有没有用过不敬的字眼，然后定了他的罪。几星期后他的飞机在地中海上空钻进一片云里再没出来——没有残骸，没有降落伞，整个机组消失。这本书处理死亡一律如此：一句话带过，不给哀乐，让你在笑声的间隙里被绊一下。
食堂主任米洛·明德宾德（Milo Minderbinder）是书里最快乐的人。他用军用飞机跑货，把中队伙食办成一家跨地中海的商号：在西西里收鸡蛋，转手卖给马尔他的自己，再高价买回来，最后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中队食堂——听着必赔，钱却在倒手里翻了出来。别人算不明白，他有一句话堵死所有质疑：辛迪加里每个人都有股份。伏笔 ③
他也给几个交战国同时供货：跟美军签合同轰炸奥尔维耶托的一座桥，同时跟德军签合同用高射炮保卫这座桥，两头收钱。最出格的一笔是买断整年的埃及棉花，砸在手里卖不掉，于是试图让全中队把棉花当食物吃下去——外面裹一层巧克力。
为了给棉花找出路，他接了一笔新生意：收德国人的钱，轰炸自己所在的中队。飞机按合同来，按合同投弹，打死打伤自己的战友。事后军方追查，米洛的辩护极其简单：这笔生意利润丰厚，而辛迪加里每个人都有股份——被炸的人也分到了钱。回收 ③ ↑这一手的漂亮在于鸡蛋那笔烂账早把读者训练好了：米洛的账目一向算不明白，他的结论一向无法反驳；你在鸡蛋上放弃追问的那一刻，就已经默认了他在轰炸上的辩词。追查不下去了。他后来还成了巴勒莫的市长、马尔他的副总督，在非洲某些地方被当作雨神供着——把战争当供应链管理的人，在战争里毫发无伤。
约塞连的帐篷里住着一个死人，叫马德（Mudd）。这人到达中队不到两小时就被派上飞机，死在奥尔维耶托上空；因为还没来得及办报到手续，文书系统里从来没有过他。于是他的行李永远堆在约塞连帐篷里，谁也没权处理——档案上不存在的人，死了也无法被承认死了。伏笔 ④
军医丹尼卡怕飞机怕到骨头里。为了拿飞行津贴，他让飞行员麦克沃特每次在飞行名单上添他的名字，人不上飞机，钱照拿。后来麦克沃特出事了：他喜欢超低空掠过海面吓人，有一次螺旋桨扫过一只橡皮筏，把站在上面的小伙子齐腰切成两半；他把飞机拉起来，飞进了山。
那一趟的名单上有丹尼卡的名字。于是军医活生生站在中队里，官方文件上却已经死了。津贴停了，帐篷被收走，士兵们躲着他走，因为「跟死人说话让人不舒服」；他妻子在美国收到阵亡通知和抚恤金，也收到他亲笔写的信，但她信的是通知——她搬了家。回收 ④ ↑马德那件事先立好了规则：在这套系统里，一个人存不存在由文书说了算，不由他自己的身体说了算。规则先立，再拿一个大活人演一遍，这一段就不是笑话而是判决书——丹尼卡唯一能证明自己活着的办法是继续说话，而他继续说话，恰好被归类为「与死人说话让人不舒服」。
休假的地方是罗马。中队在那里有一套公寓，住着一群妓女、一个管事的老太太，和一个整天坐在椅子里抬杠的老头。十九岁的富家子内特利（Nately）在这里爱上一个妓女，一心想娶她回美国。他跟老头吵了一架：内特利说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定会赢；老头不慌不忙地反驳——强大不等于活得久；罗马亡了，希腊亡了，波斯、西班牙都亡了，而意大利这种一打就投降的国家，活得比它们都长。伏笔 ⑤他说自己一辈子换过几拨主人，每拨来的时候他都欢呼，所以他现在还坐在这张椅子上。内特利气得说不出话：他没法反驳这套算法，只知道它可耻。
不久，内特利飞了最后一趟任务：拉斯佩齐亚上空，多布斯的飞机撞上了他的，两架都掉下去。消息是约塞连亲口告诉那个妓女的。她认定杀死内特利的人是约塞连，从此拿着一把刀在剩下的篇幅里到处追杀他——机场、食堂、医院、树林，她总能出现。全书最执着的复仇者追的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理由完全说不通，而她的悲伤是真的。
然后是全书最黑的两页。导航员阿费（Aarfy）——永远叼着烟斗、永远把航线认错、永远一脸和气的胖子——在公寓里强奸了一个女仆，事后把她从窗户扔下去。约塞连在楼下看见她躺在人行道上。宪兵踩着楼梯上来，他以为阿费完了；宪兵进屋，向阿费敬礼道歉，然后把约塞连拷走了——罪名明确：无通行证私自留在罗马。
放出来后他再回那套公寓，人都不见了：姑娘们被赶走，老头已经死了，老太太一个人坐在一片狼藉里。她说她问过宪兵凭什么，他们回答得很清楚：
「凡是他们阻止不了你做的事，他们都有权做。」—— 老太太转述宪兵引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小说后段，译文大意）
约塞连在这里彻底明白：这条军规不是一条规定，是一句咒语。它没有条文、没有出处、根本不存在——但只要人人相信它存在，它就比任何真实的法律都好用，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无法修改，也无法废除。
那一夜他在罗马街上走，想找回那个妓女的小妹妹。他走过的每条街都在发生一件事：有人在打狗，有人在打人，士兵在角落里围住一个女人，没有一个人管。喜剧在这一章彻底停了，一句笑话也没有。海勒把整本书的笑声攒到这里一次性掐断——你这才知道前四百页的笑是干什么用的：它是止痛药，现在药停了。
飞满七十次以后，约塞连拒绝再飞。他倒着穿军装、光着脚在营地里走，公开说不干了。惩罚他会让全中队知道「有人拒飞过」，所以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给了他一笔交易——让他以英雄身份回国：升少校、加一枚勋章、立刻送回美国。他唯一要做的，是回去以后对所有人说，他喜欢这两位长官，飞八十次没什么问题。
约塞连答应了，一身轻松地走出办公室——内特利的那个妓女埋伏在门外，一刀扎了进来。
他在医院里醒过来，想通了这笔交易的代价：他活着回家的门票，是让留下来的人继续飞，而且要用他这张「英雄的嘴」把这件事说成好事。他们买的不是他的沉默，是他的证词。
也是在这张病床上，最后一张牌翻开了。那个从头掉到尾的名字终于给全：斯诺登，一个十九岁的机枪手，死在阿维尼翁上空的飞机里。回收 ① ↑耳机里传来「救救投弹手」，约塞连爬到机尾，看见他躺在那儿说自己冷。他大腿上有个洞，约塞连包扎得又快又好，几乎为自己骄傲。然后他去解那件防弹背心——底下的东西全滑了出来，落在地板上。他这才看见，刚才忙了半天的是一处根本不要紧的伤。
他抱着那个人，只能一遍遍说「好了，好了」。斯诺登又说了一遍冷，然后不说了。
「人是物质。」—— 小说结尾处约塞连总结「斯诺登的秘密」（译文大意）
把人扔出窗户他会落下去，点着了会烧起来，埋了会像别的垃圾一样烂掉——精神一走，人就是一堆物质。海勒把全书的笑话堆在这一句前面，是为了让它落地时不需要任何修辞。回头看第一章那句「去年的斯诺登们都去哪儿了」：当时像个耍聪明的双关，现在它是一个抱过尸体的人在问，这些名字后来算到哪一栏去了。约塞连不肯穿衣服也在这里得到解释——那不是发疯，是那件军装被血泡透了。
然后牧师跑进病房，带来一个消息：奥尔活着，奥尔划到了瑞典。那个每次都把飞机弄坏、每次都掉进海里、每次都被救上来的小个子，最后一次失踪后没人再找到他——他坐在那条小橡皮艇上，一桨一桨划到了中立国。回收 ② ↑这一下是全书最省力也最响的：读者跟中队所有人一样，四百页里把奥尔当笑料看，那些迫降、那只永远在拆的汽油炉，原来全是演习。他从不申请停飞，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那扇门。公认最疯的人，是唯一一个用理性方式解决了问题的人。
约塞连拒了交易，也拒了继续飞。他决定跑：去罗马找那个小妹妹，然后想办法去瑞典。丹比少校说这是逃避责任。他不同意。
「我不是在逃避责任，我是在奔向责任。」—— 约塞连回应丹比少校（小说末章，译文大意）
那个老头的账算得没错：硬的先碎，软的活下来。回收 ⑤ ↑整本书都在嘲笑这套怯懦的算法，最后却让主角照着它走了；唯一让它不只是怯懦的，是它有了一个具体的去向——不是求活，是去找一个人。牧师说他留下，他要坚持。约塞连出门，那把刀又一次从门边落下来，差几寸没扎到他，他跳开，跑了。
整本书的因果最后可以收成一根引信：不是战争把这些人逼疯的，是一个上校想在杂志上有张照片。八十次任务、被文书判定死亡的军医、被云吞掉的机组、树上那个不穿衣服的人，全是这一点小小的虚荣的余波。这本书写的不是德国人——全书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有名字；它写的是你自己这一方的官僚机构如何在敌人之外另开一条杀人的路，而且开得合法、有条文可依，还让被杀的人分到了股份。
这场戏的技术核心是延迟。斯诺登的死发生在小说主体之前，海勒却把它切成碎片撒在全书各处：先是一个名字，然后是「阿维尼翁那次」，然后是内脏，最后才是完整的十分钟——每次都在你笑得最开心时多给一点。这个手法模仿的是创伤本身的形状：人不是按顺序想起一件可怕的事的，人是被它一次次绊倒的。所以这本书不是「结构混乱」，它的时间线就是约塞连脑子里的时间线。
丹尼卡解释军规的那段对话，写法值得拆开看。海勒先给结论，再给条件，最后让你发现条件把结论吃掉了：疯子可以停飞（希望升起）——但得申请（希望还在）——可申请就说明没疯（门关上）。三句的顺序不能换；照这个顺序讲，读者会跟着约塞连在第二句上松一口气，然后在第三句上摔下来。
另一层是对白的节奏在演一件事：越合作越糟。约塞连每追问一句，丹尼卡就把规则讲得更清楚一点，而规则每清楚一点，他的处境就更死一点——克莱文杰越申诉越被定罪，也是这个形状。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配合调查就是提供证据。
第二十二条军规不是规章，是一个自指的陷阱：获得豁免的条件（提出申请），恰好是取消豁免资格的证据（说明你理性）。它和「这句话是假的」同族，但比悖论更实用——悖论让人无话可说，它让人无处可去。
更要紧的是它的第二次变形。到小说后段它已经不再关于疯不疯，宪兵把它用成了另一句话：凡是他们阻止不了你做的事，他们都有权做。这是全书思想上的最高点，它揭穿了这条规则的真实内容：它从来不是逻辑，是权力的自我授权。逻辑只是外壳，谁能执行就谁说了算；而它最结实的地方在于它不存在——没有文本、没有立法者、没有可以上诉的对象。
全书四十二章，每章以一个人或一个地名为题，像一叠可以洗牌的卡片；事件反复折返，后果常常出现在原因之前。据海勒本人与研究者的说法，他为此列过庞大的图表，这个混乱是设计出来的，不是写坏的。
它换来两样东西。一是读者和书里的人处在同一种时间里：没有进展、没有战役推进，只有那个越来越大的任务次数。二是让「意义」总是迟到。诚实地说，这也是它最招人烦的地方：中段有大量篇幅在原地打转，不少读者是在那里放下书的。这是它的装置，不是优点或缺点——同时是两者。
先把「签」讲到最强。约塞连已经飞了七十次，比任何契约要求的都多；朋友几乎全死了，战争眼看要赢；他拒签改变不了任何事——次数不会降回去，别人还得照飞，他只是把自己送进军事监狱。他的证词也根本不重要：让人继续飞的是命令和军法，不是他在报纸上说什么。拒绝一件毫无效果的恶，代价自己全额承担，这种拒绝是道德还是洁癖？况且交易里没有一个字要求他害人，只要求他闭嘴、说几句客套话——世上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做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远小于「活着回家」的东西。
再把「不签」讲到最强。这笔交易的商品不是沉默，是他的见证资格：他是唯一抱过斯诺登、看清过那件军装的人，让这样一个人说「飞八十次没问题」，等于把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证人变成宣传员。效果也并不为零——它让下一次加码变得更容易。当一个受害者公开说没事，制度就得到了它最缺的那样东西：合法性。历史上所有需要「典型人物出来讲话」的时刻，买的都是这个。
今天它的形状是：离职协议里那条不得发表负面言论的条款、换一笔补偿金的保密条款、以「大局」为名请你在公开场合说句违心的好话。共同点是：代价由你一个人付，收益由制度独得，而且拒绝了也救不了别人。约塞连的答案是逃，不是揭发——小说没让他变成英雄，只让他不当喇叭。
海勒把故事放在二战，是刻意的，也是全书最硬的一处不舒服：反纳粹这场仗在道义上几乎没有争论余地。所以先听反对约塞连的一方，讲到最强：他之所以能逃，是因为别人不逃。他的自由是别人替他买的——如果每个投弹手都算清自己那份风险然后走人，欧洲就不会被解放，集中营就不会被打开。这是搭便车问题最纯粹的形态：一个人退出无害，因此人人都有理由退出，而人人退出则全盘崩溃。再进一步：任何军队都必须把「我怕」排除在豁免理由之外，不管那条规则叫什么，否则先垮的是它自己。而书里连一个有名字的德国人都没有，这本身就是取景的偏心：只拍自己这边的荒谬，就显得战争没有对手。
现在听约塞连这一边，也讲到最强。他从没反对打这场仗，他反对的是四十变四十五、五十变五十五、最后变八十，而每次加码的理由都不是军事需要，是一位上校想上杂志封面。契约是制度先撕毁的。他的抗议也不是理论性的：飞满次数的人不能回家、死人还挂在名单上、供货商轰炸自己的中队没人受罚——当一个机构把自己的规则变成随手可改的东西，它就丧失了用规则要求人去死的资格。拒绝一台已经失控的机器，和拒绝这场仗的目标，是两件事。
值得记住发表时间：1961 年写出来，六十年代被越战一代读成了自己的书；海勒也多次表示，他真正写的对象是战后的美国而不是 1944 年。于是这个两难的真实形状是：一场正当的战争如何为一场不正当的战争提供了语法。它今天出现在任何一句「大局为重，你这点委屈算什么」里——问题从不是大局重不重要，而是谁有权代你把你那一份放进大局。
米洛最容易被当笑话打发，其实是最难反驳的人。把他讲到最强：他一条军法都没犯；他让全中队吃到了这辈子最好的伙食；每笔生意都是自愿交易，不骗人、不偷东西、账目也愿意公开（虽然没人看得懂）；至于轰炸自己的中队——那是签了的合同，利润确实按股份分给了每个人，包括被炸伤的人。他的逻辑完整得可怕：如果收益属于大家，那么行为也属于大家。这套说法今天每天在运行：你的养老金买了指数基金，基金里有你反对的公司；你的手机装在某条你不愿细看的供应链末端。要求米洛不这么做，等于要求市场在某处停下来讲道德——可它凭什么在那里停？
反面的最强版本不是「追求利润是坏的」，而是：米洛的可怕正在于他的一致性。一个系统若只讲一条原则并讲到底，一定会走到「轰炸自己的人也是一笔生意」这一格；避免这一格的唯一办法，是在原则之外留一条不能交易的界线，而这条界线在逻辑上永远是任意的、讲不出道理的，只能靠人说「这件事不行」。米洛从头到尾没有恶意，这才是重点：恶不需要恶意，只需要一套自洽的规则和一群有股份的人。
这条军规最锋利的地方不在军队，在它的普适形式：豁免的申请程序本身，被当作不予豁免的证据。照它的推理，只有讲不出理由的人才配被免除；能把困境讲清楚的人，恰好因此证明了自己还行。
先把制度这一边讲到最强，它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有道理：豁免权不能交给自我申报。如果「我觉得我不行了」就能免除义务，任何有义务的地方都会漏成筛子——而这些义务里有相当一部分真正在护着人。所以必须有外部裁判来认定「不行」：医生、鉴定、一套程序。问题只是，任何外部裁判都会按自己的方便来定义「不行」，而最方便的定义永远是：会申请的人就是还行的人。
再把个人这一边讲到最强。约塞连的处境不是心理问题，是环境问题——他害怕是因为真的有人朝他开枪，把恐惧归类为「情绪」，等于把炮火说成幻觉。当一套制度把「对危险的正确反应」诊断为需要克服的东西，它已经承认自己无法解决那个危险了。这一条在日常里复读得很密：能写邮件申请休假，说明你还能工作；能清楚陈述自己被欺负，说明你不够崩溃；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被歧视，说明你还有资源，那就不算最需要保护的人。
小说没给答案，但给了一个很冷的提示：奥尔从来不申请。他不跟那条军规争论、不试图证明自己够疯、不走那扇写着「疯子可以走」的门——他在四百页里默默练习怎么把飞机安全地掉进海里，然后成了全中队唯一到家的人。这不是人生建议，是一个观察：跟一条自指的规则辩论，赢的方式是别接受它的用词。
把海勒的书排在一起，同一个执念反复出现：一个人被一套自己无法反驳的说法困住，而困住他的东西没有恶意，只有程序。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它叫军队；在《出了毛病》（Something Happened，1974）里它叫公司——一个中层经理在无事发生中缓慢地怕下去，没有高射炮，恐惧的形状一模一样；《上帝知道》（1984）则让年老的大卫王在病床上跟上帝对账。
1981 年海勒患格林-巴利综合征，瘫痪过一段时间，后与朋友合写《这可不是玩笑》（No Laughing Matter，1986）讲这段经历。这能解释他的腔调从哪儿来：不是冷嘲，是一个知道身体随时会背叛自己的人的幽默。
另一半母题是语言。他小说里真正的武器不是枪，是句子：一个伪造的签名能让牧师坐牢，一句「每个人都有股份」能让一次轰炸不予追究，一条不存在的军规能管住整支部队。在海勒这里，权力的最终形态是措辞权。而个人剩下的反抗手段也是语言——约塞连的全部尊严，就是最后一刻拒绝说那句「飞八十次没问题」。
批评有分量，不必替它遮：
① 这本书的敌人不是德国人，是一位想在杂志上有张照片的上校。
②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形状是：申请豁免的动作，本身就是不予豁免的证据。
③ 它最结实的地方是它不存在：没有条文、没有立法者，所以既不能援引，也不能废除。
④ 宪兵那句翻译才是它的真身——凡是他们阻止不了你做的事，他们都有权做。
⑤ 米洛不是坏人，他只是一致到底。恶不需要恶意，只需要一套自洽的规则和一群有股份的人。
⑥ 军医丹尼卡活着，但文件说他死了，于是他死了：在这套系统里，你存不存在由文书决定。
⑦ 全书的笑声是止痛药。走过罗马那一夜，药停了。
⑧ 斯诺登的秘密只有一句：精神一走，人就是物质。前面四百页的玩笑都是为了让它不需要修辞。
⑨ 奥尔的赢法是不跟那条规则辩论：他不申请停飞，他练了四百页怎么把飞机安全地掉进海里。
⑩ 约塞连最后没有变成英雄，他只是拒绝当喇叭——在很多时候，这已经是能做到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