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伊莎贝尔·阿连德 · No.69
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 · 伊莎贝尔·阿连德 · 1982
厨房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长餐桌上躺着这家最漂亮的女儿，绿头发垂到桌沿，医生和助手在她身上忙。窗外黑暗里蹲着一个十岁的妹妹，谁也没发现她。她看着他们把姐姐打开又缝上，看着医生走开之后，助手独自留下，对着桌上的尸体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
第二天早上，妹妹不说话了。
她一言不发地过了九年。九年后她开口，说的第一件事是：我要结婚了。
一个年轻时失去未婚妻的男人，用五十年把荒地变成自己的王国，沿途强暴庄园上的女人、砍掉女儿情人的手指、打落妻子的牙齿，晚年又以保守党参议员的身份帮忙请来了推翻民选总统的军队；军政府上台后拷打他外孙女的军官，正是他当年强暴一个佃农女儿所生的那条血脉的孙子——而这整本书，是那个外孙女从外祖母的笔记本里拼出来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1942— ），生于秘鲁利马的智利人，记者出身。1973 年 9 月 11 日，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在军事政变中死于总统府；萨尔瓦多是她父亲那一支的堂亲，媒体惯称她「阿连德的侄女」，她本人更正过这层关系其实更远一层。政变后她帮人找地方避难，1975 年流亡委内瑞拉。
《幽灵之家》是她的第一部长篇，起因不是文学野心：1981 年 1 月 8 日，她听说留在智利的外祖父快一百岁、行将去世而自己回不去，于是坐下来给他写一封长信。信越写越长，一年后成了这本书。此后她每一本书都在 1 月 8 日动笔。书稿在拉美几经碰壁，最后由西班牙的出版社印出来，成了 1980 年代西语文学最大的一次国际畅销。
它在文学史上的格子有点尴尬，也有点关键：它是「文学爆炸」之后的第一波余震，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第一次由女性来当主叙述人。在这本书里，说话的是女人，记账的是女人，最后决定这个家族故事怎么被讲出来的也是女人。它为此付出的代价、以及它欠《百年孤独》多少，是第九节要诚实处理的事。
故事从一个没有名字的国家开始——阿连德在整本书里一次也没写出「智利」两个字，首都、总统、政党全用通称。你读的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家族，直到某一天它突然只能发生在一个地方。
德尔瓦列家是首都的体面人家。父亲塞韦罗搞政治，母亲尼韦娅是第一代争取女性投票权的人。孩子一大堆，最出名的是两个女儿：罗莎，头发是绿的、眼睛是黄的，美得让路人回头，全家都当她是海里捞上来的；克拉拉，最小的那个，能让盐瓶自己滑过餐桌、能预告谁家要死人、能在琴盖合着的时候把钢琴弹响。
家里还养着一头叫巴拉巴斯的巨兽——名义上是狗，是探险家马科斯舅舅从海路带回来的小东西，养着养着长到小马那么大。它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克拉拉十岁那年开始写「记录生活的笔记本」，第一行写的就是它。伏笔 ①
「巴拉巴斯是从海上来的。」—— 全书第一句，克拉拉的笔记本（原文）
这时罗莎已经订了婚。未婚夫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穷而凶狠，正在北方矿上拼命攒钱，打算配得上她。那几年里，政治对手往塞韦罗的酒里下了毒。塞韦罗那天没喝。罗莎喝了。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孩子没有尖叫，也没告诉任何人，她只是从此不说话了。这是全书对暴力最准确的一次定义：暴力最深的那一层不是杀人，是让看见的人闭嘴。罗莎那头绿头发被埋进土里，家里再没人提起。伏笔 ②
埃斯特万赶回来时只看到棺材。他没有崩溃，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母亲病死后，他带着一只行李箱去了家族早已荒废的庄园三玛丽亚。
三玛丽亚是一片废墟：房子塌了一半，佃农住在土坯棚里，谁也不干活。埃斯特万用十几年把它变成全省最好的庄园——修水渠、盖砖房、办学校、发奖金。他确实能干，而且真心认为自己在做好事：这些人没有他就什么都不是。
问题在他对「我的」这个词的理解。土地是他的，牲口是他的，佃农是他的，佃农的女儿也是他的。他挑上哪个就上门去拿，白天照旧发工钱。其中一个叫潘查·加西亚，工头家的女儿，怀孕后生下一个男孩。埃斯特万照例不承认、照例发点钱、照例去找下一个。这样的孩子在三玛丽亚遍地都是，长得都有点像他，姓的却都是加西亚。伏笔 ③
也是在这几年，他在镇上那家红灯笼妓院认识了特兰西多·索托——一个年轻、脑子很清楚的姑娘。她不打算在小地方烂掉：她要去首都开自己的店，办一个合伙分钱的合作社。她开口借五十比索，埃斯特万给了。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还你这个人情。伏笔 ④
庄园上还有两个人得先记住：工头佩德罗·塞贡多·加西亚和他儿子佩德罗·特尔塞罗——一个抱着吉他会编歌的男孩。他编过一首母鸡和狐狸的歌：狐狸每天叼走一只鸡，直到母鸡们商量好一起上，把狐狸赶跑了。埃斯特万听见了勃然大怒，因为他完全听懂了。
这一幕的最后，埃斯特万回首都提亲，要娶的是当年未婚妻的妹妹——已经二十出头、刚重新开口说话的克拉拉。她早就预告过自己会嫁给姐姐的未婚夫，所以并不惊讶。订婚宴上出了事：有人把刀捅进巴拉巴斯的背，那头巨兽穿过整个客厅，在克拉拉的白裙子上流干了血。凶手始终没查出来，那张皮后来铺在她床前当了地毯。
婚后埃斯特万在首都盖了一栋豪宅，人称「街角大宅」。他要的是庄严、对称、体面。可克拉拉住进来之后，房子开始自己长：为了安置通灵会、收留流浪的女先知、给饿肚子的诗人腾地方，偏房和走廊一条条往外冒，最后整栋楼像被梦啃过的迷宫。这栋房子就是这本书的形状：一个男人想盖成纪念碑的东西，被住在里面的女人们改成了一个能收留人的地方。
埃斯特万的姐姐费鲁拉也搬了进来。她伺候瘫痪的母亲一辈子，没结过婚，把攒了半生的爱一股脑给了克拉拉：替她管家、替她梳头、夜里溜进她房间守着她睡。埃斯特万受不了——不是因为伤风败俗，而是他发现妻子对姐姐比对他更放松。他把她赶了出去。她走时留下一句诅咒：你会孤零零一个人，身体和灵魂一点点缩下去，最后像条狗一样死掉。伏笔 ⑤后来她果然一个人死在租来的破屋里，还穿着最好的衣服回来显了一次灵，跟克拉拉道别。
三个孩子长大了：长女布兰卡，双胞胎海梅和尼古拉斯。海梅成了给穷人看病的医生，社会主义者，不爱说话；尼古拉斯搞灵修、办讲座，最后被他父亲塞上飞机赶出了国。
布兰卡的事最重。她每年夏天在三玛丽亚度过，和工头的儿子佩德罗·特尔塞罗在河边一起玩到大，然后顺理成章地相爱——庄园主的女儿和佃农的儿子，在那个国家是不可能的。两人在芦苇丛里偷偷见了很多年。事情败露那天，埃斯特万先打了布兰卡，然后一拳把克拉拉的牙打掉了几颗。
克拉拉从此再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她把夫姓摘掉，重新用娘家的姓，在同一栋房子里跟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一个字也不给他。这是全书最狠的惩罚，而且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权力的人能执行的唯一一种惩罚。
埃斯特万提枪去追佩德罗·特尔塞罗。他没打中人，却用斧子砍掉了对方右手的三根手指——那只是弹吉他的手。佩德罗逃了，学会用剩下的手指弹，那首母鸡和狐狸的歌后来传遍全国的工会和广场。他毁掉的东西没有一样真的毁掉，只是换了个更大的地方长回来。
布兰卡怀孕了。埃斯特万把她嫁给一个靠养南美栗鼠做生意的法国骗子德萨蒂尼伯爵。布兰卡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整柜子拿仆人摆布出来的色情照片，连夜跑回娘家。孩子生在街角大宅：阿尔芭，法律上的父亲是伯爵，血缘上的父亲是那个断了三根手指的歌手。
阿尔芭生下来头发是绿的。回收 ② ↑全家立刻明白这是谁回来了——那个被毒死在婚礼前、被埋掉、被禁止提起的罗莎，隔着两代人在一个婴儿头顶上重新出现。这一手不是抒情：这本书里所有被暴力抹掉的人都会回来，罗莎的头发是第一次演示，只不过这次回来的方式是温柔的，后面几次就不是了。
克拉拉预告了自己的死期，然后从容地死了。房子随即衰败，花园荒掉，鬼魂散掉，只剩阿尔芭和一个越来越阴郁的老人。
时代进来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当上保守党参议员，在国会里骂了几十年左派。他的儿子海梅是总统的朋友，外孙女阿尔芭在大学里跟激进学生米格尔恋爱、参加占领运动，女儿的情人佩德罗·特尔塞罗成了新政府里管农业的官员。这个家族的餐桌上，坐着这个国家所有互相仇恨的派别。
选举那一晚，埃斯特万确信自己这边会赢，香槟都备好了。结果是左翼的「总统」以微弱多数当选。老人当场发誓要用一切手段把他弄下去。接下来是书里写得最冷静的一段：不是坦克，是缺货、罢工、囤积、黑市、主妇敲空锅上街、卡车司机停运、报纸每天登一条新的灾难。埃斯特万给罢工的人塞钱，去军营里找人喝酒，跟外国来的先生们开会。
三玛丽亚被佃农占了。老人带枪回去，被自己养大的那些人关进鸡舍，最后是佩德罗·特尔塞罗——那个被他砍掉手指的人——开车把他接出来的。他一路骂回首都。
然后是九月的那个早晨。飞机炸了总统府，总统死在里面，军政府接管一切。埃斯特万在国会里跟同僚拥抱干杯，觉得国家得救了。几个小时后他发现，军队不打算把权力还给任何政客，包括请他们来的那些人。国会被无限期关闭，他那顶参议员的帽子当天就不值钱了。
海梅被带进国防部，命令他上电视宣布总统是自杀的。他拒绝，被打死在一个地下室里，尸体和别人的一起炸掉。老人到死没找到儿子的骨头。
阿尔芭在新政权下做的事很具体：把人藏进大使馆、把枪搬走、给通缉犯送吃的。某天夜里一队人闯进街角大宅带走了她。带队的军官叫埃斯特万·加西亚。
这个人读者早就见过。小时候他在三玛丽亚缠着老爷问「我为什么不姓特鲁埃瓦」，长大后进了警察系统一路往上爬。他是潘查·加西亚那条血脉的孙子——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五十年前那一次强暴的第三代。回收 ③ ↑这一手是全书的脊椎：阿连德不让你把政变看成突然降临的国家灾难，她让施暴者和受害者共用一个祖父。1973 年那间刑讯室里发生的事，是 1920 年代那间农舍里发生的事的直系后代。
阿尔芭被关进一间小到只能蹲着的牢房，人称「狗窝」。他们打她、电她、强暴她、拔她的指甲。她决定死掉——不吃不喝，等着结束。
就在这里，这本书把整整一百页没用过的魔法拿出来一次：克拉拉来了。外祖母在狗窝里出现，语气像在教她织毛衣：别浪费力气求死，死不死不归你管；你该做的是在脑子里写，把事情一件件记下来，将来有人要看。
后来她被转到女子集中营，女囚安娜·迪亚斯弄来纸笔，逼她开始真的写。
另一边，老人在满城找外孙女，用尽一辈子攒下的关系——将军、主教、律师、老朋友——全都装聋。最后他想起一个人，坐车去了首都最高级的那家旅馆，找到已经是老板娘的特兰西多·索托：她的客人名单里有这个国家所有掌权的人。老人说，五十年前我借过你五十比索。回收 ④ ↑
几天后阿尔芭被扔在街边的垃圾堆旁，活着。救她的不是正义、不是法律，是一笔五十比索的旧账和一本妓院的客户档案。这是这本书对那个政权最刻薄的一句评语，而且没用一个形容词。
老人在最后一年里缩得很小，小到阿尔芭能抱起他。费鲁拉的诅咒兑现了一半：他确实一点点缩了下去。回收 ⑤ ↑但另一半没有——他没有像狗一样孤零零死掉，他死在外孙女怀里，死之前两个人一起坐在花园里，把这个家的事从头讲了一遍。阿连德让诅咒精确地应验在身体上，又在最后一刻把它的毒性收走。这是她全书最有争议的一个决定，第九节会说为什么。
阿尔芭怀孕了。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米格尔还是刑讯室里的某个人。她决定生下来，并且决定不去查。
她坐下来写这本书。材料有三样：克拉拉留下的一大堆笔记本（按事件分类、不按时间，五十年一件没落）、外祖父临终前口述的部分、她自己在狗窝里背下来的东西。回收 ① ↑那些本子开记时，不过是一个哑巴女孩打发时间的方式，谁也没当回事；五十年后它们成了唯一能让这个家族的死者被点名的档案。记录是一种权力，而且往往是被剥夺得最彻底的那个人手里还剩下的最后一种。全书最后一句，绕回了第一句：巴拉巴斯是从海上来的。
把五幕连起来看，这本书的引信不是那场政变。引信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站在废墟前，决定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归他所有——泥土、牲口、房子、人、人的女儿。此后五十年的每件事都是这个决定的余波：砍掉的手指变成全国传唱的歌，赶走的姐姐变成缩小他身体的诅咒，强暴过的女人派来一个孙子，而那五十比索是他唯一一笔结账时站得住的账。政变只是让这些账同时到期。
重演一遍：夜里，仆人都睡了，医生和助手把罗莎抬到厨房长桌上——那是家里唯一够大、够好擦的台面。他们剖开她，取样，确认是毒。缝好后医生走了，助手一个人留在灯下，和一具全城最美的尸体在一起。窗外，十岁的克拉拉一动不动。
为什么有力量：视角被故意放在一个不够用的高度上。叙述严格贴着一个十岁孩子的理解力走——她看得见每个动作，却没有词去命名它。作者不解释、不评论，也不让成年人进来收拾场面。于是恐怖不来自尸体，来自「没有人知道她在看」。更要紧的是信息分配：读者比家里所有人多知道一件事，而那件事永远不会被说出去。接下来的九年沉默因此不需要任何解释——用零句心理描写完成了一个人格的成因。
九月那个早晨，叙述没有跟着被炸的总统府走，也没有跟着上街的学生走，而是坐在埃斯特万身边：他起得很早，衣服穿得整齐，跟人拥抱，喝香槟，为自己的国家松了一口气。整整几页里，读者被迫待在一个刚亲手毁掉民主的人身体里，并感到他的喜悦是真诚的。
为什么有力量：节奏在这里做了一个反向操作。通常写政变，作者会加速、用短句、切碎视角制造混乱；阿连德反过来，把这一天写得从容、体面、充满好心情，然后让灾难在后面几页里慢慢渗出来——国会关了，儿子失踪了，报纸上全是他不认识的名字。一个人奋斗一辈子的胜利，在到手的同时开始腐烂，而他花了好几个月才闻到味道。从受害者那边写，读者只会得到愤怒；从这边写，读者得到的是更难消化的东西：一个真诚的人可以把一个国家毁掉，并且当时觉得自己在救它。
阿尔芭蜷在一个一米见方的黑盒子里，决定不再吃东西。这时她的外祖母出现了，不发光、不飘，就那样坐在那儿，用讲家常的口气跟她说：求死是懒办法，你现在的活儿是在脑子里写字。
为什么有力量：这是全书后三分之一唯一一次魔法。前半本书里鬼魂、通灵、浮起来的家具多到读者忘了它们是超自然的；一旦真实历史进场——选举、罢工、坦克——魔法就一点点撤了，撤到你都没注意。魔幻的消失本身是叙事的一部分：奇迹是和平年代的特产，独裁一来就没有了。所以它在狗窝里回来那一下才这么重。注意它带来的不是解救，是一份工作：克拉拉没有救她出去，只是给了她一件必须活着才能干完的事。这是这本书对「幸存」最不浪漫也最准确的理解。
不是魔法。魔法是气氛。这本书真正的机器有三个零件，装在一起才是它。
第一个零件：一本书是被谁拼出来的。全书大部分是第三人称，中间不时插进一段第一人称——那是埃斯特万本人在辩护、抱怨、承认、找补。读到最后你才知道：第三人称是阿尔芭据克拉拉的笔记本写的，第一人称是老人临终前口述的。这本书由加害者与受害者合写，而最终编辑权在受害者手里。这回答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要不要给施暴者发言权？答案是给，但由你决定他的话放在哪一页。
第二个零件：笔记本作为反遗忘的技术。克拉拉的本子「按事件分类而不按时间排列」，看着像个怪癖，其实是整本书的结构说明书：这个家族的故事不是线性的，是同一类事情反复发生——祖父强暴佃农女儿／孙女被那条血脉强暴，母亲爱上不该爱的人／女儿爱上不该爱的人。把不同年代的同一件事叠在一起看，正是这本书要求读者做的事。
第三个零件：不写国名。整本书没有「智利」，没有「皮诺切特」，只有「总统」「将军们」「这个国家」。代价是损失一部分历史精确性，收益是：读者读到一半会自己把名字填进去，而自己填进去的东西比被告知的更牢；这个故事因此可以被搬到任何一个有大庄园、有佃农、有一次选举和一支军队的地方——1982 年它在拉美各国同时被读成「我们的事」，靠的就是这个空格。
其一 · 不复仇，是德性还是特权？
阿尔芭从狗窝里出来，手里握着一份完整的名单：谁抓的她、谁审的她、谁按住她。她知道埃斯特万·加西亚是谁、住在哪里，而且她祖父那种人有办法让他消失。她选择不做。她说她要把这一切写下来，让链条在她这里停住。
这几乎是全书最后一个决定，也是最容易被鼓掌通过的一个。先把反对它的那一边讲到最强。不复仇，实际效果是加西亚这样的人一个也不用付账——现实里的智利在很多年里正是这样：档案封存，施刑者领着退休金养老。「我不恨了」是一种解脱，但受益人是谁？不是死者。阿尔芭之所以能选择宽恕，是因为她有一个参议员外祖父、一栋大宅、一份可以写书的余生；和她关在一起的安娜·迪亚斯没有这些。让最幸运的那个幸存者来宣布原谅，本身就是一种分配不公——她原谅的是别人欠别人的债。更狠的一句：一个社会把「和解」当作最高美德，通常是因为清算成本太高，而承担后果的人不在做决定的那一桌上。
另一边同样硬：这本书用四百页论证的就是复仇会生出什么——埃斯特万·加西亚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正因为一笔没结的旧账在他血里发酵了三代，他也觉得自己在讨债。如果阿尔芭杀了他，第四代在哪里等着？何况她那份「不恨」不是空的：她把它换成了这本书。书能做到的事复仇做不到——它让读者知道潘查·加西亚是谁，而复仇只会多一具尸体、少一个证人。
拉回你的生活：家里那笔旧账，你是说「都过去了」的人，还是被要求说这句话的人？这两个位置看到的「宽容」不是一个东西。
其二 · 一个作恶一生、最后救了你的人，该怎么结账？
埃斯特万强暴过数不清的女人，打落过妻子的牙，砍掉过人的手指，用钱和关系帮忙请来了军队。然后他在八十多岁时跑遍全城救外孙女，救成了，并在死前老实把自己干过的事口述了一遍。这本书给了他一个安详的结局：缩成小小一个人，死在他伤害最深的那个家族怀里。
反对这个安排的一方，值得被讲到最强。他的救援用的是什么？是他当参议员时攒下的人脉，是他一生积累的那套权力。他赎罪用的工具，和他犯罪用的是同一套。这不是悔改，是同一种能力的又一次使用，只不过这次的受益人碰巧是他喜欢的人。更要紧的是，被他强暴的女人没有一个得到过任何东西——没有名字、没有段落、没有临终道歉。一个人只在伤害到自己家人时才开始痛，那种痛叫心疼，不叫良知。而小说给了他第一人称、给了他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给了他一个体面的死法，这在结构上等于替他求情。
另一边：如果一个人在八十岁上真的变了，我们要不要承认？拒绝承认等于取消「人可以改变」这个前提，而一旦取消，就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任何人停手。何况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放过他：诅咒在他身上一寸寸兑现，儿子的尸骨永远没找到，他亲手叫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扫进垃圾堆。他得到的不是赦免，是活得足够久，久到看见自己每一件事的结果。那也许比一个痛快的报应更重。
拉回你的生活：你受过某人的恩，也知道他靠什么发的家。你欠他的那一份和别人被他拿走的那一份，怎么在同一个脑子里放着？
其三 · 为了阻止一个你确信是灾难的结果，你愿意破坏多少规则？
书里那场政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前面是三年的合法反对：罢工、停运、囤积、议会僵局、外国的钱，最后是几个人去军营里劝将军们「救国」。埃斯特万全程在场，而且——这是阿连德最了不起的一笔——他不是愤世嫉俗的阴谋家，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把他那一边讲到最强。他们面对的东西不是想象出来的：物价失控是真的，商店空了是真的，街头暴力是真的，关于政府征收私产、绕开议会是否违宪的争议在当年也真实存在。一个议员相信国家正滑向一种他认为不可逆的制度，于是动用手上一切合法手段——以及边界外的一点手段——去阻止它，这在任何民主政治里都不是罕见品种。更难反驳的一句：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而那个他们确信的灾难真的发生了，历史会不会反过来骂他们懦弱？
另一边只有一句话，但足够重，而且是这本书亲自给的：他们请来的人不打算走。老人在国会被关闭的那天就明白了——你为了守住规则而破坏规则，规则一旦破了，就不再属于你，它属于下一个更不讲究的人。他以为自己雇了一把刀，结果那把刀换了主人。他余生所有的损失——儿子、外孙女、庄园、国会里的位置——都是这一笔账上的利息。
拉回你的生活：你有没有为了阻止一个「明显错误的决定」而绕过流程？那次绕过之后，流程还在吗？下一个绕过它的人，会是你喜欢的人吗？
一，写给一个来不及送达的人。《幽灵之家》起源于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外祖父在国境那边将死，她在流亡地写。十二年后，女儿宝拉陷入昏迷，她又在病床边写成了《宝拉》（Paula，1994）。她一生最重要的两本书都是对一个听不见的人说话。她的叙事本能就从这儿来：不是讲给读者听，是讲给一个正在消失的人听——所以急，所以细，什么都不肯漏掉。
二，用讲故事换命。《伊娃·卢娜》（Eva Luna，1987）里的女主角靠编故事一路活下来；克拉拉的笔记本把死者从档案的空白里捞回来；阿尔芭在狗窝里靠「在脑子里写」熬过酷刑。在阿连德这里，叙事不是艺术，是一种生存技术，和存粮、藏身、换证件是一类东西。
三，把政治写成家事。《爱情与阴影》（De amor y de sombra，1984）取材于智利一桩真实事件：政变后失踪者的遗体在一处废矿井里被发现。她的处理方式和这本一样——不写宏观，写一对具体的人怎么走到那个井口。这既是她的力量（历史有了体温），也是她被诟病的地方（历史变成了家庭剧）。
最重的一条：它欠《百年孤独》太多。家族数代史、通灵的女人、反复出现的名字、一本预言全书的文本、结尾绕回开头——这些都在马尔克斯那里出现过，而本书出版时距《百年孤独》只有十五年。批评者称它是「模仿之作」「魔幻现实主义的通俗版」；哈罗德·布鲁姆公开表示过不看好她的文学地位。辩护的一方通常指出两点：她把叙述权从男性家长手里转给了女性，这在结构上不是模仿而是改写；她的政治处理也比马尔克斯具体得多——马孔多的暴力是寓言，这本书的酷刑有编号和地址。两边说的都是事实，读者得自己称。
第二条：同行的敌意。罗贝托·波拉尼奥在访谈里多次公开贬低阿连德的写作，阿连德也回应过，大意是他对人不客气、死了也没变成更好的人。这通常被当作「严肃文学 vs. 畅销书」这条老战线的一次交火——阿连德是全球销量最大的西语作家之一，而销量在文学评价里向来会被扣分。
第三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得到的太多了。他是全书唯一拥有第一人称、唯一被允许自我辩护的人，最后还得到一个温情的死。女性主义的批评指出：这本书一边控诉父权，一边把最动人的笔墨给了父权本人；被他强暴的农妇连一个完整段落都没有，存在方式只是「潘查·加西亚」这个名字加一条血脉。也有人辩护：正因为他被写得可理解甚至偶尔可爱，读者才被迫承认这种人不是怪物，而是随处可见的父亲和祖父——把他写成恶魔反而放过了现实。
第四条：魔幻是不是给苦难打了柔光。绿头发、会飞的桌子、显灵的姑妈，让一部关于强暴、酷刑和失踪的小说读起来相当好看。有人说这是让残酷可被消化的必要方式，也有人说它把 1973 年之后真实的地下室变成了异国情调的风景。这个分歧至今没有共识。
第五条：1993 年的电影。那部由梅丽尔·斯特里普、杰里米·艾恩斯、格伦·克洛斯、薇诺娜·瑞德主演的改编片，因让一群英美白人演员扮演智利人而受到广泛批评，也普遍被认为削减了政治内容。它不影响小说，却影响了很多人对小说的第一印象。
涉及现实政治的部分只写可核实的事实：1973 年 9 月 11 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萨尔瓦多·阿连德死于总统府，军政府统治至 1990 年；期间的死亡、失踪与酷刑已由智利官方的真相调查委员会（Rettig 报告、Valech 报告）作出认定。小说里的国家没有名字，但对应关系不难辨认。
① 这不是一个家族被历史碾过的故事，是这个家族先造好了那台碾子。
② 拷问阿尔芭的人和阿尔芭是同一个祖父的后代——这一笔一出来，政变就不再是外部事件。
③ 克拉拉的沉默是全书最有力的一次反抗：一个几乎没有权力的人，用不说话惩罚了一个男人二十年。
④ 那栋越盖越歪的房子就是这本书：男人想立纪念碑，女人们把它改成了收容所。
⑤ 魔法在前半本书里到处都是，独裁一到就撤光了——不是失手，是全书最精确的设计。
⑥ 救出阿尔芭的不是正义，是一笔五十比索的旧账和一本妓院客户名册——不带形容词的最狠判决。
⑦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最后没有被审判，他只是活得够久，久到看见了自己每一件事的结果。
⑧ 名字是一条线：克拉拉、布兰卡、阿尔芭——一代比一代亮，年代一代比一代黑。
⑨ 「我不恨了」是决定，不是结论；这本书没说它对，只说了它的代价和不这么做的代价。
⑩ 记录是一种权力，常常是被剥夺得最彻底的人手里剩下的最后一种——一个十岁哑女的本子，五十年后成了唯一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