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维克多·雨果 · No.53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 维克多·雨果 ·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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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五年十月的迪涅，所有的门都对同一个人关上了。他每递出一次那张黄色的通行证，对方就把它还给他，然后关门。最后他敲的是主教家。那扇门没有锁，因为主教吩咐过不许上锁。
那天夜里他睡在这辈子第一副干净的床单上。凌晨他爬起来，把桌上那套银餐具塞进背囊，翻墙走了。
天亮时宪兵把他押了回来。主教迎上去，神色像是责备他走得太急：这些是我送他的——可他怎么把那对银烛台也忘了带走呢？

一句话

一个因为偷一块面包坐了十九年苦役的男人，出狱后被一位主教用两支银烛台买下了余生，此后他换着假名做了一辈子好事——救活一座城、赎出一个孤儿、在街垒上放走追捕了他一辈子的警察——却始终没能让法律和他的女婿承认他是个好人，最后在那两支烛台的光里死去。

坐标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浪漫主义的头号人物。《悲惨世界》1862 年出版，前后写了近二十年，中间隔着一场政治断裂：1851 年路易-拿破仑政变后雨果流亡，全书大半在英吉利海峡的一座岛上完成。一个被自己的国家驱逐的人，写了一部要求这个国家看清自己底层的书。

它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独一无二：这是十九世纪最后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什么都往里装」的小说——情节剧、社会调查、历史论文、宗教辩论、下水道工程史、黑话词源学，全在同一个封皮下。它不是现实主义的样板（福楼拜那一路正往相反方向走），也不是现代主义的先声，它是小说这门手艺被一个人用尽全力顶到边界的样子。它同时是那个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出版当天书店排队。

故事

第一幕 · 十九年，和一对银烛台（1796—1815）

冉阿让（Jean Valjean）原是法韦罗勒的修树工，姐姐守寡带着七个孩子。有年冬天没活干，他砸破面包店的玻璃拿了一块面包。判五年。他不认命，越狱四次，每次都被加刑——十九年里有十四年是「不肯待着」的代价：法律最初惩罚的是饥饿，后来惩罚的是他对惩罚的反应。

1815 年秋天出狱，他拿到一张写明身份的黄色通行证，这张纸让他在任何一扇门前待不过三分钟。迪涅的主教米里哀（Myriel，人称「卞福汝主教」，意思是「欢迎」）留他吃饭、睡觉，用银器招待他。夜里他偷走银器，天亮被宪兵押回。主教当着宪兵撒了个谎，说银器是送的，还补上那对银烛台伏笔 ①。宪兵走后，主教对他说了一句大意如此的话：

我用这些银子替你赎了你的灵魂；它现在不属于恶，属于善了。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所说，第一部第二卷 · 此处为转述，非引文

这句话没有当场把他变成好人。恰恰相反：当天下午他抢了一个叫小瑞尔威的萨瓦少年一枚四十苏的硬币——孩子的钱滚到他脚边，他一脚踩住，吼开了孩子。等他回过神追出去，天已经黑了，怎么喊也找不到人。他第一次哭了，跪着哭。转折点放在这里而不是烛台那一夜：宽恕不能即时生效，它要等一个人自己犯下一件他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才真正咬住。而让他此后终身被通缉的正是这枚硬币——它使他成了累犯。

第二幕 · 马德兰先生：一个假名字撑起一座城（1815—1823）

八年后，滨海蒙特勒伊镇上有位人人敬重的「马德兰先生」。他改良了当地的黑玻璃仿宝石工艺，一个穷镇因此有了工厂、医院、学校；他做了市长，没人知道他是谁。

两件他控制不住的事在这里发生。第一件：老人割风被翻倒的马车压住，泥地往下陷，千斤顶来不及，马德兰跪进车底用背把车顶了起来伏笔 ②。围观的人欢呼，只有一个人站在人群外脸色变了——警探沙威（Javert）。他认识这种力气，他在土伦苦役场见过。

第二件：芳汀（Fantine）。巴黎女工，被玩腻了的大学生抛弃，生下女儿珂赛特（Cosette）寄养在孟费郿的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家，自己回乡进了马德兰的工厂。女工头查出她有私生女，把她开除了——马德兰一无所知，而这正是雨果不肯放过他的地方：好人只要在结构的上游走一次神，下游就会死人。德纳第一封封来信要钱，她卖了头发，卖了两颗门牙，最后上街，又因为抓伤一个当街侮辱她的富家子弟而被沙威抓走。马德兰赶到命令放人，沙威第一次当面顶撞市长。

芳汀已经咳血。就在马德兰答应去接孩子时，沙威来自首：他曾写信告发市长是苦役犯冉阿让，如今证明他错了——真的冉阿让在阿拉斯落网，一个叫商马第的老头，三名老苦役犯都指认了他。

接下来是全书最著名的一夜，雨果给它的标题是「一颗头脑里的风暴」：去自首，工厂关门、全镇失业、芳汀无人管；不去，一个糊涂老头替他上终身苦役。他把炉火点了又灭，把烛台拿出来又放回去，天亮时上了去阿拉斯的车。法庭上他打断审判报出姓名，又转身对着那三个老苦役犯，一个一个说出他们身上的疤在哪、外号是什么。他不是自证有罪，他是当众证明自己比法庭更认识他们。他走出法庭赶回医院。芳汀正等着看女儿，看见的却是沙威——她没见到女儿就死了。他被捕，随即越狱。

第三幕 · 林子里的水桶（1823）

小说在这里横插进整整一卷滑铁卢，战场写了三十页，镜头最后落在夜里：一个专摸死人口袋的家伙把一位重伤军官从尸堆里拖出来，顺手摘走他的表和勋章。那位军官是彭眉胥上校，昏迷中只记住一件事——有人救了我的命，那人叫德纳第伏笔 ③。冉阿让则被押回了土伦：他爬上桅桁救下一名快掉下去的水手，随即自己失足坠海，再没浮起来。他用一次救人换了一次法律上的死亡——这是他一生反复使用的换算方式。

1823 年圣诞夜，孟费郿。八岁的珂赛特被赶到林子里的泉边打水，桶比她的腿还高，每二十步就得放下歇一次，害怕得不敢回头。然后她感觉桶忽然轻了：有一只手从后面握住了提梁，跟她并排走。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但她把手交给了他。他在客栈坐了一夜，看清这家人怎么待她：碎盘子算她的，天黑打水算她的，德纳第家的女儿有布娃娃，她只有一把铅刀；第二天他付一千五百法郎带她走，买下橱窗里那个大布娃娃，给她换上一身黑色的小丧服——她母亲刚死，这是她唯一一次被当成有母亲的孩子对待伏笔 ④。

两人躲进巴黎。沙威追到戈尔博老屋围了整条街，冉阿让背着孩子爬墙翻进一座院子，落地时听见有人叫他「马德兰先生」——院里的园丁正是当年被马车压住、由他顶起车子救出来的割风回收 ② ↑。当年差点暴露他身份的那次好事，八年后成了唯一能藏住他的地方。这不是巧合，是雨果的会计学：善行都记在账上，只是兑现得很晚。割风把他藏进小皮克布斯修道院——此后五年他是园丁，珂赛特是寄宿生。

第四幕 · 马吕斯：一封父亲的遗嘱（1830 年前后）

马吕斯·彭眉胥（Marius Pontmercy）是上校的儿子，被保王党的外祖父带大，从小被灌输父亲是个不成器的叛徒。等他发现真相——父亲每年偷偷来教堂门口远远看他一眼——父亲已经死了，只留下一张字条：滑铁卢有个叫德纳第的人救过我的命，你要是找得到他，尽你所能报答他回收 ③ ↑。他就此与外祖父决裂，从保王转成共和派，加入了「ABC 之友社」（法语里 ABC 谐音「被压迫者」），并在卢森堡公园每天看见一个白发老人带着一个姑娘散步。

然后是全书最阴森的一场戏。隔壁搬来一家姓容德雷特的穷人，他在墙上钻了个洞，看见对面在布置一场绑架：请一位「白先生」上门施舍，关门勒索。那位白先生带着女儿来了——正是公园里那两个人。就在他认出女孩的同一刻，他听见那个匪首自报家门：我姓德纳第。他手里握着警察给的信号手枪，却开不了——按父亲的遗嘱，他欠这个人一条命。他犹豫的那几分钟，隔壁已经动了刀；最后是沙威带人破门，冉阿让从窗口跳走了。

德纳第的大女儿爱潘妮（Éponine）暗恋马吕斯，却替他打听到了珂赛特的住处——明知道给了地址就等于把他送给别人。此后是全书最抒情的一段：两个年轻人在长满荒草的花园里恋爱了几个星期。

第五幕 · 街垒（1832 年 6 月 5—6 日）

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变成了起义。共和派在麻厂街堆起街垒：撬下的铺路石、翻倒的公共马车、一扇门板。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1832 年的六月暴动，不是 1789 年的大革命），镇压只用了一天多。街垒上有安灼拉和他的同学们，有把书卖光换饭吃的老植物学家马白夫——他在众人退缩时独自爬上去扶旗，被排枪打了下来；还有十一二岁的野孩子伽弗洛什（Gavroche），德纳第夫妇扔掉的儿子。沙威混进来当探子，被伽弗洛什一眼认出，绑在了柱子上。

爱潘妮换上男装跟了来。一个士兵举枪瞄准马吕斯，她伸手去堵枪口，子弹穿过她的手掌打进胸口。她躺在马吕斯怀里，交出一直藏在身上的一封信——珂赛特写给他的，她截下了没给。她临终的请求是：等我死了，在我额头上亲一下。

子弹打光了。伽弗洛什提着筐翻出街垒，到开阔地上一具一具翻死兵的弹药袋，一边翻一边唱一支拿伏尔泰和卢梭开玩笑的街头小调。士兵打了几次没打中，他每次都站起来继续唱。最后一枪打中了他，歌停在半句上。

冉阿让来了。他从珂赛特的吸墨纸上、在镜子里读出反写的字，知道她爱上了一个要去送死的人。他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进了街垒，一枪没朝人开过，只把敌人的帽子打飞、把伤员抬下来。他向安灼拉要一样报酬：让我处置这个警察。他把沙威押进小巷，割断绳子，告诉他自己住在武人街七号，然后朝天开了一枪伏笔 ⑤。街垒里的人听见枪响，以为完事了。天亮后街垒被攻破，几乎所有人死在里面。马吕斯昏死过去，冉阿让掀开一块铁板，扛着他下了下水道。

第六幕 · 下水道与烛台（1832—1833）

雨果在这里又停下来写了一整卷下水道史。冉阿让背着昏迷的年轻人在黑暗里走了几个钟头，中途踩进一片淤陷的烂泥，泥水淹到嘴唇才踩着实处。出口的铁栅门锁着，黑暗里有人开口了：是德纳第。他以为眼前是个抛尸的同行，很专业地收钱给了钥匙，并在他背上那人的外套上悄悄撕下一块布，留着日后敲诈。

门外的河岸上站着沙威。冉阿让只提一个要求：让我先把这孩子送回他外祖父家，然后你随便处置我。沙威答应了，跟着他，在楼下等他上去、等他下来——然后上了马车，让他自己回家。他独自走到塞纳河的桥上站了很久回收 ⑤ ↑。他一生只信一条：法律之外没有正义，罪犯永远是罪犯。而现在他欠一个苦役犯一条命，对方放他走时还没有要求任何回报。两件事同时为真，而他的脑子只能装一件。他留下一张字条，内容是几条改进看守勤务的建议——然后跳了下去。

马吕斯活了下来，外祖父哭着投降，同意婚事。1833 年 2 月 16 日两人结婚，冉阿让说拇指受了伤，不能在婚书上签字。他不肯用假名字签一份真文件。婚礼第二天他把马吕斯单独叫住：我是个苦役犯，珂赛特跟我没有血缘。他没替自己辩护一个字，没提马德兰先生，没提下水道。马吕斯震惊、恶心，且判断错了几乎所有事——他以为这人抢了马德兰先生的家产，以为街垒那晚是他杀了沙威。他没有赶人，只是让探视一次比一次短：先是每天，后来隔天，壁炉不再生火，椅子被搬走一把。他用礼貌把一个人劝退了，这比一次驱逐更像现代人的做法。而他们全家花的，正是冉阿让埋在孟费郿林子里的六十万法郎。

老人不来了。他停下来，不吃饭，躺着等。就在这几天里他做过一件事：打开那只从不离身的手提箱，取出收在里面的一小堆童装——黑色的小裙子、小袜子、小鞋——一件一件摊在床上，然后跪了下去回收 ④ ↑。那是他从孟费郿把她带走那天给她换上的丧服。他保存的不是女儿，是自己唯一一次被人需要的那个傍晚。

结局由一个最坏的人促成。德纳第上门敲诈马吕斯，兜售两个「秘密」：您岳父是苦役犯（马吕斯知道），他还杀过人——证据是这块从尸体外套上撕下来的布。马吕斯接过布，和自己那件被剪开的外套一对，缺口严丝合缝。他终于明白：那具「尸体」是他自己，而背着他走过下水道的，正是他两个月来慢慢赶走的那个人。德纳第讹了一笔钱去美洲做贩奴生意——父亲遗嘱里那笔债就这样还清了。

两人冲进武人街时，老人已经说不出几句完整的话。他让珂赛特坐近些，第一次向她讲了她母亲叫芳汀、受过多少苦。床头点着那对银烛台回收 ① ↑——十八年前迪涅那位主教随手补上的两件东西，从苦役犯的背囊一路跟到这张床头，中间换过六个名字、一条下水道。他在光里死了。拉雪兹神甫公墓角落里有一块没刻名字的石头，有人用铅笔在上面写过四行诗，雨水下过几场，字就没了。

把这一路的因果收成一根引信：不是那块面包，是主教当着宪兵撒的那个谎。面包只把一个人送进苦役场，那是常规：那年头有的是这种人，出来继续偷，死在沟里，法律的账本一笔勾平。真正把后面一千多页点着的，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当着执法者的面说了一句不实的话，且不附加任何条件。此后的一切都是这句谎的余波：马德兰先生的工厂、芳汀的病床、割风的马车、孟费郿的水桶、街垒上朝天的那一枪、沙威桥上的那一步，全是它。雨果的赌注是：宽恕不是结果，是原因——它不结束一个故事，它发动一个故事。

两个慢镜头

一 · 水桶：让一个孩子的恐惧有重量单位

雨果写珂赛特提水，用的全是可测量的东西：桶沿到地面的高度、走多少步得停一次、水溅在小腿上的冷、林子里像有人跟着的声音、她在心里数数好让自己不哭。恐惧被翻译成了重量，而重量是读者身体能直接读懂的东西。然后最关键的一笔到了：桶忽然不重了。她没有听见脚步，先感到的是负担消失——有一只手握住了提梁。

这是全书最好的一次「先给感觉，后给解释」。若先写「一个男人从树林里走出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相遇；先写重量消失，这一幕就成了一个孩子对救援的全部定义：所谓有人来救你，就是你手上的东西忽然轻了，而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动作后面被重复了很多次——替芳汀还债、替商马第顶罪、替马吕斯走下水道，每一次都是从别人手里把提梁接过去。

二 · 桥上：唯一一次进入沙威的脑子

整本书里沙威几乎没有内心戏，直到倒数第二卷，雨果给了他一整章，标题的意思是「出轨的沙威」——像一列火车脱了轨道。他站在桥栏边，底下是黑的、转着圈的河水。他脑子里过着一份清单：他放走了一个苦役犯，这是渎职；可他之所以放走，是因为对方先放走了他，这是恩情。而他的世界里只有「合法/不合法」这一对格子，没有一个格子叫恩情。他试着把冉阿让塞进「坏人」，塞不进；试着把自己塞进「好警察」，也塞不进。雨果在这里的节奏极慢，反复回到同一个点上，像一个人在一句话里绕不出去。而他最后写下的字条，是几条关于犯人待遇的改良建议——一个人在决定去死的那一刻，还在替制度做优化。这比跳河本身更狠：他不是被良心杀死的，他是被自己那种无法容纳矛盾的完整性杀死的。

核心装置：一台把道德换算成数目的机器

《悲惨世界》表面像一座堆得过高的杂物间——滑铁卢、修道院、黑话、下水道，随时能把故事叫停几十页。但它的核心装置只有一个：这本小说把一切道德问题先翻译成数目，再让你看这些数目怎么对不上账。

零件一：一个会停下来说话的叙述者。现代读者最不适应的就是这个：故事正紧张，作者忽然插进四十页滑铁卢。但这些岔路不是失控，是这台机器的另一半——雨果要证明「境遇造人」，那他就必须把境遇本身也写出来。下水道那一卷不是背景资料，是论证——他要你相信，一座城市把污物藏到地下不看，和一个社会把人藏进苦役场不看，是同一种工程学。你可以嫌它笨重，但它在逻辑上是必要的；代价也真实：这本书的节奏被自己的论证反复掐断。

零件二：名字。他在书里当过苦役犯 24601、马德兰先生、9430、割风先生、于尔班·法白尔、武人街的老人。法律认的是名字，而这本书里所有名字都是假的，只有行为是真的。他最后连婚书都不肯签，宁可谎称手受了伤。一块无名的墓碑因此不是悲伤的收尾，而是这本书的论点走到底：一个人的身份如果只能由档案给出，那么最诚实的档案就是空白。

它逼你想的

先把「这是逃避」讲到最强。冉阿让得救，靠的是随机撞上了全法国唯一一位会对苦役犯撒谎的主教。这不是制度，这是彩票。同一本书里，芳汀没中这张彩票：她也诚实、也肯干、也爱孩子，她遇到的是一个女工头、一个流氓和一个警察，于是卖头发、卖牙、卖身、死在医院。更麻烦的是这种叙事的政治后果：它把穷人的出路定义成「被某位好心人看见」——于是社会不必改，只需要多几个好人；掌握资源的一方从被追问的位置，变成了被感谢的位置。今天每一条「某企业家资助贫困生」的新闻底下都藏着同一个结构：一个本该由税收和制度回答的问题，被一次感人的个人善举替读者答掉了。而彩票的中奖率从来不写在新闻里。

现在把另一边讲到最强。其一，雨果并没有把烛台当成社会方案——他在序言里写的是一份政治指控：只要法律与习俗还在制造人间地狱，只要贫穷使男人沉沦、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孩子发育不良，这类书就有存在的必要。他要的是立法；烛台只是他能给一个具体的人的东西。其二，更难反驳：制度能发的东西有清单——面包、床位、工作、司法程序；有一样不在清单上，就是「有人认定你不是贼」。卡住一个刚出狱的人的，往往不是没饭吃，而是所有人都用同一种眼神确认他仍是原来那个人，这一确认任何窗口都办不了。其三，两者的时间尺度不同：制度改良按十年计，而一个人滑向不可挽回只需要一个下午。那天下午他已经抢了小瑞尔威的硬币——烛台没能阻止这件事，但它让这件事成了最后一次。

先把沙威讲到最强，比他自己讲得更强。他放人凭的是什么？凭他个人判断此人值得。但「执法者凭个人判断决定谁该受罚」正是法治要消灭的东西。一个能为冉阿让破例的沙威，也就是能为市长的侄子破例、为给过他好处的人破例的沙威；裁量权是所有徇私的入口，而以「他其实是好人」为由的破例，与以「他是我兄弟」为由的破例，在程序上长得一模一样。更要命的是，冉阿让给他的不是证据，是恩情——一个警察因为嫌疑人救过自己而放人，这在任何时代都不叫宽恕，叫收买的完美形式。他的自杀因此有一种冷的诚实：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可靠了，而他认为不可靠的执法者比坏人更危险。他没要求制度给他例外，他把自己从制度里删掉了。

再把另一边讲到最强。这套法律对这个人的全部要求是：因为一块面包和一枚四十苏的硬币，把他关到死。当处罚与行为的比例荒谬到这个程度，「严格执行」就不再中立，它是一次主动的选择。沙威常被当作机器，其实他是书里最有意志的人之一：他一次次自愿去追，自愿写告发信，自愿在阿拉斯认错——他的严格是一种热情，不是麻木。所以「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在他这里根本不成立：规定没有派他去追一个已当了八年市长、把一座镇变富的人，是他自己去的。而他最后撞上的事情也不是「法律错了」这么简单，是更难受的一件：有一种善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法律根本没为它准备位置；他一生站的那个位置，看不见世界的一部分。

这一条今天复读得极密，而且几乎都是无解的形状：按流程驳回一份明显该批的申请；照政策把一个差三天的人挡在门外；按标准执行一条你知道用错了地方的规则。共同点是：破例的人要自己承担全部风险，守规矩的人可以把责任交给规则。沙威的桥给出的不是答案，是一份代价清单——他既不承担破例的责任，也不承担继续执法的责任，最后承担了第三样。雨果显然站在冉阿让那边（他一辈子在写反对死刑的东西），但他给了沙威一整章，让他把理由说完再死：他没有把对手写成蠢货，他写成了一个被自己的正直逼到墙角的人。

先讲反对的一边，讲到最强。事实摆着：起义一天多就被扑灭，巴黎没有响应，街垒里的人几乎全死光，政权一天没动。他们死了，没有一个工人的工资因此上涨，没有一条法律因此修改。而代价名单上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伽弗洛什不是选择了牺牲，他只是跟着大人上了街，替他们去捡子弹。这就是所有「虽败犹荣」叙事里最该被质问的地方：决定赴死的是那些读过书、写得出宣言的人，先死的往往是最不懂发生了什么的那一个。再往前一步：安灼拉冷静、纯粹、不容分歧，把这种品质放进另一段历史会长成什么，读者心里有数。雨果自己也知道——他在小说里花了很长篇幅区分「暴乱」与「起义」，说明他清楚这两者外观上完全一样，而区分标准多半要等胜负揭晓之后才拿得出来。

现在讲赞成的一边，也讲到最强。其一，事后判定必败很容易，事前没人知道：1830 年的三天革命同样是街垒、同样一批人，它赢了；起义者能看到的证据支持「可能成」。要求一个人只在胜算明确时才行动，等于把所有第一个动手的人都判为不理性——而没有第一个，就没有第二个。其二，失败的起义不是零：这些人死得无声无息，留下的记录几乎就是这本书，而这本书让一场必败的巷战成了此后一百五十年最著名的街垒——有些事情的收益不在当期结算。其三，这个两难有个不对称处：不上街的人也在做选择，只是后果分散在很多年、很多人身上，没人给它记账。

拉回日常，它的形状是：明知改不了，那次会上要不要把反对意见说出来；明知递了就得走人，那份辞呈要不要递。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用」，而是「你愿不愿意在结果揭晓之前就下注」。小说没替你回答，但它让马吕斯活下来、结了婚、继承了财产，而安灼拉死在酒店二楼的窗前。雨果没有让最纯粹的人活下来，这大概是他给出的、最不方便的那部分诚实。

母题：雨果一直在写的东西

把雨果的书排在一起，同一个执念反复出现：一个被判定为「不再是人」的人怎么证明自己是人——以及，判定他的那套东西凭什么。

他很早就在写这件事。1829 年的《一个死囚的末日》整本书就是一个即将上断头台的人的独白，连罪名都不给你，因为雨果要你没法说「他罪有应得」；1834 年的《克洛德·格》写一个囚犯杀了狱长，写成了一份废除死刑的陈情。这不是文学姿态：他为美国废奴者约翰·布朗公开求过情，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又在布鲁塞尔宣布为被追捕的公社社员提供住处，为此住所被人砸了窗。冉阿让身上那种「法律说了算，但法律是错的」，他写了半个世纪。

另一个执念是革命与宽恕能不能共存，他到老都没放下。1874 年的《九三年》里，共和国特派员西穆尔登判处了自己视如己出的学生郭文死刑——因为郭文放走了敌方的老侯爵，而老侯爵刚从火里救出三个孩子；铡刀落下的那一刻，西穆尔登开枪自杀。这几乎是沙威与冉阿让那场戏的另一个版本，只是这次雨果让原则和慈悲同时死掉了。

争议与批评

这本书的批评有相当分量，而且不少来自同时代最好的作家，不必替它遮：

• 同行几乎一致嫌它俗。它是巨大的商业成功，但法国文坛反应尖刻：福楼拜私下认为书里既没有真实也没有伟大；波德莱尔在报上称赞，给母亲的信里却用了刻薄字眼；巴尔贝·多尔维利大骂，龚古尔兄弟不屑，拉马丁写长文警告说天才也可能危险。1864 年罗马教廷把它列入禁书目录。读者与文坛的分歧极大，一百六十年后依然如此。
• 太长，而且是有意的太长。滑铁卢、修道院制度、黑话考、下水道史，几十页几十页地拦在情节前面。「这些是论证不是装饰」的辩护站得住，代价同样成立：这本书要求读者持续相信作者的诚意好几百页，而很多人是在滑铁卢那一卷里放下它的。后世多个译本索性把岔章挪进了附录。
• 女性形象。芳汀被写成纯洁的受难者；珂赛特从铁桶边被救出来之后几乎再没有自己的意志，她被藏、被带走、被许配；爱潘妮的价值几乎全部体现在替一个不爱她的男人挡子弹，而她的死被写得很美。这本书里女人被拯救、被牺牲、被爱，很少被允许选择。辩护是雨果在为她们的处境立案（序言里「饥饿使妇女堕落」正是三大控诉之一），这是真的；但立案和让一个人成为主体，是两件事。
• 政治上的可疑之处。左翼的经典批评是：全书对穷人的同情极其充沛，出路却落在个人的道德转变加有钱人的善心上——一个好资本家办厂、一位好主教施恩，而组织化的改变只以一场必败的街垒出现。它是一本控诉不平等的书，同时也是一本让人相信不平等可以被善意抵消的书。雨果本人的立场也移动过：青年时是保王派，后来成为共和派并为此流亡近二十年，直到帝国垮台才回国。

十句话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