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罗伯特·穆齐尔 · No.71
罗伯特·穆齐尔 · 第一卷 1930 / 第二卷 1932 / 遗稿卷 1943 · 未完成 · 约一千七百页
1913 年 8 月的维也纳，一辆卡车在街上撞倒了一个行人。人群围过来，有人说去叫救护车，有人低头看表。一位路过的先生替身边的女士把事情解释清楚：按照美国的统计，这类事故一年要死多少人，刹车距离和车速之间是什么关系。他说得很准确。女士听着，胃里有一点不舒服，不过也就过去了。担架抬走了人，街道恢复原状。
这是全书的第一个场面。那个被撞的人，此后一千七百页里一次也没有再出现。
穆齐尔要写的就是这件事：一桩事发生了，立刻被翻译成数字和程序，于是等于没有发生。
一个三十二岁的奥地利人，当过骑兵军官、学过工程、做过数学家，三样都干得不坏，三样都放下了；1913 年 8 月他给自己放了一年假，想弄清楚一个受过精确训练的人到底该拿自己怎么办。这一年里，他当上了一个爱国委员会的名誉秘书，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为皇帝的登基七十年大典找出一个「伟大的奥地利观念」，开了整整一年会，一个字也没找出来；同时他迷上了一个杀了妓女的木匠，又在父亲的葬礼上重新认识了几乎已经忘记的妹妹，两个人决定一起退出这个世界，去过一种还没有名字的生活。他的假期在 1914 年 8 月到期，作者没有活到写那一页。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人，先学机械工程、当过工科助教、还做出过一台用于色觉实验的转盘仪器，后来改读哲学与心理学，1908 年以一篇讨论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学说的论文拿到博士。1906 年他以寄宿学校小说《学生托尔莱斯的迷惘》成名，然后用三十多年写这一部没写完的书：第一卷 1930 年出版，第二卷 1932 年，1938 年他把已排好印样的二十章又从印厂抽回重写；同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他流亡瑞士，1942 年 4 月在日内瓦去世，身后几乎无人注意。1952 年阿道夫·弗里塞编订的版本出来之后，这本书才被真正读起来。
它在文学史上的格子很清楚：和《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魔山》同属现代主义长篇那一排，但做的是另一件事。乔伊斯改造的是感知，普鲁斯特改造的是记忆，穆齐尔改造的是议论——他把随笔当成小说的基本单位，让思考本身承担情节的功能。代价也在这儿：它未完成的原因，一半是作者的命，一半是这个装置本身的性质。
车祸写完，救护车开走，叙述者也跟着走开，再没回头看那个人一眼。两章之后我们才见到主角：乌尔里希，三十二岁，叙述者明确表示不打算告诉我们他的姓——姓氏会把他变成某一家某一族的人，而这正是本书要拆掉的东西。他有过三次「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尝试：骑兵军官，发现军装给人的分量是借来的；工程师，发现同行只在图纸上精确；数学家，这一行他确实有天分。
让他停下来的是一张报纸。报上把一匹跑得好的马称为「天才赛马」。伏笔 ①如果「天才」已经可以安在一匹马身上，一个人花半辈子争取被这样形容，到底在争取什么？他于是给自己放一年假——用他的说法，一次向生活请的假。他租下一座带花园的小宅子，想按自己的个性布置它，却发现拿不出一种个性：每种风格他都能说出道理，也都觉得可笑，最后把单子交给供货商自己配。所谓「没有个性的人」，不是说他没有性格，而是说他不肯假装那些现成的性格是他自己的。
身边三个人。博纳黛亚：法官的妻子，流氓在街上打了乌尔里希之后她的马车把他捡回家，从此成了他的情妇；外号取自罗马神话里主管贞洁的女神，而她自己承认有「两种生活」。瓦尔特和克拉丽瑟：少年时的朋友和他的妻子。瓦尔特什么都差一点，最后去做了公务员；克拉丽瑟绷得太紧，订婚时瓦尔特送她的礼物是一整套尼采。伏笔 ②
第一部末尾，乌尔里希收到父亲的信。父亲是个有声望的法学家，催他找个正经位置，顺便抱怨那场打了多年的学术官司：他和一位同行在刑法的一个概念上争执不下——一个人能不能「部分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句话在法条里该怎么写。父子两人都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最枯燥的争论，几百页后要决定一条命。伏笔 ③
穆齐尔给奥匈帝国起了个外号：卡卡尼亚（Kakanien），取自官方文件的前缀 k.k.（kaiserlich-königlich，「帝国的—王国的」）——一个连正式名称都要用两个形容词拼起来的国家；这个词念出来又像小孩说的脏话。他写它的笔调是嘲笑里带着感情——像写一个不再相信自己、却还很讲礼貌的老人。
情节的发动机叫平行行动（Parallelaktion）。1918 年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登基七十年，而德国人要在同一年庆祝威廉二世登基三十年。七十比三十，气势上本该赢，可拿什么内容去赢？老贵族莱因斯多夫伯爵于是发起一个委员会，目标不是办典礼，而是先找出一个足以代表奥地利的伟大观念，典礼只是它的外壳。乌尔里希靠父亲的关系当上名誉秘书，成了委员会里唯一不抱期望的人。
会场是狄奥蒂玛的客厅——外交部司长图齐的妻子，这绰号是乌尔里希给的，取自柏拉图笔下那位教苏格拉底什么是爱的女祭司；她真诚地相信时代需要一个灵魂，而她那位务实的外交官丈夫只想查清这些人该算哪个部门管。客厅里最耀眼的是保尔·阿恩海姆：普鲁士大实业家，同时写书谈灵魂与经济的和解，一个真正的名人（公认的原型是德国实业家兼作家瓦尔特·拉特瑙）。整个客厅为他倾倒，狄奥蒂玛爱上了他；而他来维也纳的真正原因是加利西亚的油田。
报纸把一匹马叫天才，看着只是个笑话；现在这个笑话有了肉身：阿恩海姆谈灵魂、谈文明、被整个首都当成时代的声音，同时在买油田——他就是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的反面。「天才」这个词贬值之后，剩下的生意就是贩卖它。这一手漂亮在于穆齐尔不让他当骗子：他写的东西他自己相信，这才最难办。回收 ① ↑
还有两个人要记住。史图姆将军：军方联络人，真实目的是替炮兵要一笔拨款，却认真地想帮这些没有秩序的文人一把——给这个时代的全部思想排一个战斗序列（见下一节）。汉斯·泽普：年轻的日耳曼民族主义学生，满口血脉、土地与「真正的德意志精神」，并且反犹，正在追求一位犹太银行家的女儿。这条支线分量不重，位置极重：整个委员会开一年会找不出的那个「伟大观念」，汉斯·泽普和他的小圈子早就有了——它不需要讨论，不需要内容，只需要血。穆齐尔 1930 年写下这个人时，德国还没有变天。委员会一年的成果则是：一叠纪要，一个还没定下来的名称，和一种所有人都感到却说不出的疲惫。
与此平行，报纸上在审一个人。莫斯布鲁格，流动木匠，身材高大、手很大，夜里杀了一个跟着他的妓女，并毁坏了尸体。他的供述颠倒、有逻辑、且自洽：那女人缠着他不放，他觉得被围住了，只能动手。他不认为自己是疯子，而认为自己是个一辈子守规矩的手艺人，只是那次被逼到了墙角。
法庭上的争执不是「做了没做」，是他负不负责、负多少责。精神病医生的鉴定互相矛盾，一份说他有病，一份说他清醒；而法条在「完全不能负责」和「完全能负责」之间没有中间档。于是整个法庭开始讨论一个词的措辞。
父亲那场枯燥的官司在这里结账。他争了半辈子的，正是刑法里要不要、以及如何写下「减轻的责任能力」——一个人能不能部分地疯。在第一部里这是个老学者的癖好，是儿子读信时跳过去的段落；到这里它成了一个活人脖子上的绳结。而父亲到死也没把官司争完。回收 ③ ↑穆齐尔不给这根线一个解决，这本身就是答案——没有人负责，是因为责任被成功地分摊到了措辞里。这道工序读者在第一页就见过：那个被卡车撞倒的人也是被一段正确的解释消化掉的，只不过这次工序叫法律。
最奇怪的是莫斯布鲁格本人。他对庄重的程序感到满意，喜欢被这么多体面人认真对待；但只要有人把他的事说错一点，他就要纠正。他宁可被当成一个干了这件事的男人，也不愿被当成一个不必负责的病人——他唯一还握在手里的，是对自己那件事的所有权。乌尔里希被这个人吸住了，他有过一个念头，大意是：
「如果人类能作为整体做梦，那梦出来的就是莫斯布鲁格。」—— 第一部，乌尔里希关于莫斯布鲁格的想法（大意）
克拉丽瑟从另一头被同一个人吸住。她读尼采读了十几年，读成了一件任务：人必须成为自己，必须把这个软塌塌的世界从里面撬开。那套订婚礼物在她手里不是书，是指令。回收 ② ↑她先认定自己必须生一个救世者，又认定被全世界判为不可救的莫斯布鲁格才是真正需要她的人，于是托当医生的哥哥想办法，混进精神病院去看他。一个人一旦决定照着一本书活，书写得越好，她摔得越狠。
第二卷换了温度。父亲死了，乌尔里希回外省老家办丧事，在那座房子里遇到一个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有过的人：妹妹阿加特。两人撞见彼此时都刚换上宽松的居家长衣，几乎是同一副样子，于是有人说出那句「我们像连体双生」（这一场见下一节）。此后几百页，本书的中心从客厅转到了这两个人之间。
父亲留下了关于后事的详细指示：遗体该怎么躺、哪些勋章佩在哪里。兄妹照着做。做完之后，阿加特趁没人看见，把自己的一条袜带放进了棺材里。伏笔 ④她说不清为什么，只觉得该给这个一辈子按条文生活的人留一样他没批准过的东西。
她的第二任丈夫是教育家哈高尔——一个进步、勤恳、什么都讲方法的学校改革家，一个让人无法指出哪里不好、也无法多看一眼的人。她已决定不回去，身上带着一粒毒药，不为马上用，只为知道还有这个选项。然后她做了那件事：父亲遗嘱里有一份附加条款对哈高尔有利，她当着哥哥的面把它改掉了。乌尔里希清楚这是伪造文书，他劝了几句，没有阻止，也没有告发。第二卷那一部的标题就是《进入千年王国（罪犯们）》。
袜带那一下在这里收口。在父亲的遗体旁，她往一套严格按指示执行的仪式里塞进一件私人的、不合规的东西，当时看着只是个感伤的小动作；几章之后她做的是同一个动作，只是对象换成了法律文件。同一只手，第一次是温柔，第二次是犯罪，而她自己几乎分不出这两次有什么不同。高明处在于穆齐尔让读者先接受了那个小动作，所以读到伪造遗嘱时，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谴责。回收 ④ ↑
兄妹回到维也纳同住，开始他们称之为另一种状态（der andere Zustand）的实验：一种不靠占有、不靠目的、也不靠行动的生活，在那里人和世界的界限会松开，爱不再指向某一个对象。他们之间有明确的情欲，书里从不否认，也从不越过那条线（草稿里有的版本越过了）。这几百页是全书最美也最难读的部分：几乎没有事件，只有两个人谈话，和谈话之间的光线。外面的世界继续空转：阿恩海姆没娶狄奥蒂玛，拿到了他的油田；平行行动还没找到那个观念。阿加特这期间遇到虔诚的中学教师林德纳，一个把时间表和每次祈祷都排得严丝合缝的人，他决定拯救她的灵魂，她半真半假地陪他玩——这是对「另一种状态」最刻薄的一面镜子：他也在过一种高度精神化的生活，只不过他的灵魂有时刻表。
书在这里停下来。穆齐尔流亡瑞士，1942 年 4 月在日内瓦去世，最后几天还在改一章兄妹对话。遗稿里能看见后面要去哪儿：克拉丽瑟彻底疯掉；兄妹的另一种状态走到尽头，并被证明无法在世界里维持；而卡卡尼亚要迎来它终于找到的那个伟大观念——战争。他不是没写完，是写不完：他的方法要求每一种说法都给出一个同样有力的反面，而这种方法没有终点。
把五幕连起来看，这本书的引信不是任何一个事件，是日历。乌尔里希在 1913 年 8 月给自己放了一年假，整本书就是这一年：一个帝国用这一年开会找自己的意义，一个法庭用这一年争一个词的措辞，一对兄妹用这一年试一种新的活法，没有一条线得出结论。而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 1914 年 8 月。所有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书页之外被一次动员令同时取消了——不是解决，是取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未完成的小说读起来并不像残篇：它的结尾不在作者手里，在历史手里，而每个读者都知道那一页写着什么。
开头那段气象报告值得逐句看。穆齐尔用的是气象局的语言：等压线、低压槽、月平均气温、水汽的不规则运动——每个词都正确，每个词都对「今天天气怎么样」毫无帮助。然后他用一句老式的大白话收掉：
「那是 1913 年 8 月一个美好的日子。」—— 第一部第一章（原文，极短句）
这不是嘲笑科学，是演示：同一件事存在两套互不翻译的语言，而人只能活在后一套里。更狠的是视角：开头几页不属于任何人，属于一座城市——车流、人声、统计学意义上的生死。读者在一个没有主角的世界里走两章才被领到乌尔里希面前，这时已经明白：在这个地方，一个人不重要。紧接着的车祸是同一个笑话的肉身版本——那位先生说的全是对的，他说得越对，躺在地上的人越不存在。
这是全书最好笑的一场，也是最不好笑的一场。史图姆将军判断平行行动的毛病是没有秩序，于是决定用军队的办法帮忙：把这个时代所有重要思想清点出来，排出主次，找到「世界上最伟大的那个观念」，呈给委员会。他带着副官进了皇家图书馆，调出目录，开始作业。
结果是三重喜剧。第一，思想的数量以万计，而且每个伟大的观念都配着一个同样伟大的反面——想排主次，第一步就卡死。第二，他遇到一位图书馆勤务人员，此人对全馆书目如数家珍却从不读书，因为一旦读起其中一本就会失去对全局的掌握——这是全书最精确的一幅现代知识图像。第三，他是整本书里唯一真的完成了任务的人：他带回了一个确切结论，那就是这件事办不成。
写法上用的是把比喻当真：别人说「思想的战场」是修辞，他让一个将军真去画作战地图。但它不只是讽刺，更是这本书的自我画像——一部想清点一个时代全部观念的小说，派了一个胖将军进图书馆，替它宣布这件事做不到。
第二卷开头那场见面是全书最大的一次转调。乌尔里希推开父亲家的门，看见一个穿着宽松居家长衣的女人；她也刚换上同样式的衣服。两人几乎镜像地站着，先是尴尬，然后是一种说不出的熟悉。
技术上看三点。信息是先扣住再给的：读者在前一千页里几乎不知道他有妹妹——她是作为丧事的一个事项被提起的，然后她站在那里，一下占满画面。情欲是放在服装里而不是放在句子里的：全场没有一句暧昧的话，暧昧全由那两件一样的衣服承担。最重要的是语速：从这一场起句子变长、变慢、往内走，讽刺的锋利度明显下降。很多读者在这里失去耐心，但这个转调正是全书的结构事件——第一卷里乌尔里希只能靠拒绝表达他要的出路；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拒绝的人，于是这本书不得不从嘲笑转向尝试，而嘲笑是穆齐尔最擅长的，尝试则谁也不擅长。
书名里这个词译成「个性」或「特性」都不够准——德文 Eigenschaft 的本义接近「属性」。乌尔里希的发现是：世上流通着大量属性——勇敢、虚伪、务实、深刻——它们是现成的、公共的、可以互换穿戴的，并不从哪个人身上长出来。于是存在「没有人的属性」，而一个人只是若干属性恰好交叉的地点。他不是缺少这些，他是拒绝假装它们属于自己。这不是凭空发明：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物理学家马赫，而马赫那套「自我不过是一束感觉、是不可挽救的」说法，正是本书的哲学地基。这一环站得住——它不是修辞，是一个真实的哲学立场在小说里长出了血肉。
全书第四章的标题大意是：如果存在现实感，就必定也存在可能感（Möglichkeitssinn）。现实感的人问「事情是怎样的」，可能感的人问「事情本来也可以是怎样的」；后者看每件既成事实都像看一个偶然中签的选项——卡卡尼亚之所以好笑，就是因为它把一堆纯属偶然的安排当成了天经地义。但穆齐尔把账算清了：可能感的人没法行动，因为行动意味着在所有可能里砍掉其余的。
由此来的生活方式他叫随笔主义（Essayismus）：一篇随笔不声称普遍真理，只在自己那个角度成立，下一篇可以推翻它——一种假设性的生活。他把这个办法也用成了小说结构：全书由一百多个短章组成，很多章是地道的随笔，一章提出一个说法，常常在下一章被另一个同样有道理的说法顶回去。这是全书最大胆的一步，也是它注定写不完的原因——结局意味着其中一个假设赢了，而这套方法的全部要义就是不让任何一个赢。所以「未完成」不全是脑中风的功劳；留下的数千页异文，是这个结构的病历。
书里有个半开玩笑的提议：成立一个「精确与灵魂总办事处」。这个笑话压着穆齐尔一辈子的问题，也是他本人的履历：一个会造仪器的工程师，同时相信灵魂有真实内容。现代世界把这两样分了家——精确的那一半管事实，不许谈意义；灵魂的那一半管意义，不许要求证据。于是一个社会可以同时拥有极高的技术水平和极低的自我理解力。兄妹追求的「另一种状态」就是想把这两半合上；穆齐尔认真对待它，他读过大量神秘体验的记述，认为那些是证词而不是抒情。
但要诚实地标出来：这是全书唯一一处靠不住的承重墙。它成立的条件极特殊：两个有私产、不必工作、没有子女、没有任何人指望的人，而且恰好是兄妹——对方几乎就是自己。这不是能推广的出路，而穆齐尔也从来没能把他们送回世界里去：草稿里有的版本让他们越界，有的让他们分开，有的让战争把一切取消。作者反复改写同一段的次数，就是这个装置承重不足的读数。
先把乌尔里希这边讲到最强。他拒绝的每一种身份——军官、工程师、名人、丈夫——都要求他把一套现成的属性当成自己的，并从此按那套属性说话。他知道那是假的：同一个人换一个国家、换一个年份，会长出完全不同的「性格」。在一个你已经看穿其偶然性的世界里，郑重地成为某个东西，等于说谎。阿恩海姆给了他最有力的论据：那个把灵魂也经营成品牌的人正是「有个性」的最高形态，而他的灵魂是用来谈油田的。
现在把反面讲到最强，要比乌尔里希的崇拜者讲得更狠。一个从不兑现的可能性不花任何代价，因此也不值任何东西。他能请这一年假，前提是有一笔不必工作的收入、一座带花园的小宅子、没有孩子、没有任何人指望他——他的「清醒」是有人替他付了钱的。更要紧的是时间：他拿这一年确认自己什么都不想是，而同一座城市里，汉斯·泽普那伙人正在把一个粗糙、血腥、毫无保留的答案组织成运动。可能感最大的问题不是它错，是它慢——在有人愿意立刻给出答案的时代里，拒绝给答案的人会把场地让出去。这本书写于 1930 年前后，它的作者知道这个账怎么算。
这个问题今天几乎是现成的生活处境：三十五岁还在说「我还可以去做别的」的人，把一切选择都保留成「以后再说」的人。那种舒服是真的，而乌尔里希是它的最高级版本。区别只在于：他给自己定了期限，一年；大多数人没有。
支持二分法的那一边比通常想象的强得多。责任不是可以测量的自然事实，它是一种制度：我们需要一条线，哪怕画在哪儿有点任意，因为一旦承认责任是连续的，裁决权就从法庭转移到了专家手里——今后每个被告的命都取决于两份互相矛盾的鉴定书谁写得更好。二分法粗暴，但它把判断权留在了公共的、可问责的地方；而连续谱允许所有人都只负一点点责，最后谁也不负责。
支持连续谱的那一边同样硬。我们对大脑、创伤、成瘾、精神病的所有了解都指向一个事实：责任能力本来就是有程度的，强行二分不是审慎，是行政方便。莫斯布鲁格身上确实有一部分他控制不了，也确实有一部分是他选的；法律要求回答「是」或「否」，于是必然在其中一半上说假话。而一个制度为了可操作而撒的谎，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撒——对不会写申诉书的人不利。
穆齐尔站哪边，看得出来又说不透：他让父亲为这个条文争了半辈子而死不瞑目，让法庭在一个词上空转，让莫斯布鲁格本人要求被当成负全责的男人——唯一不含糊地说「我有罪」的，是那个杀人的人。今天的版本一点也不抽象：风险评分算法、「他当时状态不好」、企业层层授权而无人负责。每一次我们把一个难以承受的判断交给一个措辞，莫斯布鲁格的法庭就重开一次。
需要的那一边：一个共同体如果说不出自己为了什么而存在，就无法行动——不能分配牺牲，不能确定什么事值得忍，不能解释为什么该守这些规矩。卡卡尼亚的毛病不是观念太多，是它已经不相信自己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理由；一个连典礼口号都定不下来的政体，几年后真的不存在了，这不是巧合。意义如果不是共享的就只是个人口味，而只有共享的意义能让人为明天做长远的、无回报的事。
不需要的那一边，讲到最强会很不舒服。有能力统一一个社会的观念，全是危险的那一类。平行行动找了一年没找到，而它追求的东西终究被人找到了：汉斯·泽普那种血与土地的说法有统一的力量，因为它不需要论证；1914 年 8 月的动员令有统一的力量，因为它不需要讨论。一个社会越是渴求一个伟大的统一观念，越容易接受最先递到手里的那个。穆齐尔把这两样并排放在同一个客厅里写了一千页：一群体面人找不到观念，一群年轻人已经有了；历史证明了谁更有效率。
日常版本是：公司的使命宣言、团队的「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愿景」这句话，通常不是因为缺愿景，而是因为不知道明天该先做哪件事。
站在兄妹这边的理由很强，而且这是全书唯一有幸福感的部分。他们找到的东西是真的：在那种状态里，人第一次不是在计算、不是在表演、不是在用现成属性应付别人；这是全书唯一一处「精确」和「灵魂」真的合上了的地方。而且他们并不伪善：不开委员会，不发表关于时代的见解，不装作自己在拯救什么。比起整个维也纳，这两个人是诚实的。
反面要讲到最强，就得把这件事叫出名字。这是一次两人份的脱离，而它的全部条件由别人支付。有私产、不必工作、没有孩子、没有人依赖他们，并且对方正好是自己的血亲——这条路要求你先有一个几乎等于自己的人；它看着像爱的极限，结构上更接近两人份的自恋。还有那份遗嘱：他们进入「千年王国」的第一步，是用一份伪造文件把一个讨厌的人从财产里剔出去。在精神上退出世界的人，往往先在物质上把世界安排好了。而最终的判决由形式作出——穆齐尔写了十年，始终没能把这两个人送回人间，也没能让他们在那个状态里待下去。
这一题离今天也很近：决定退出竞争的伴侣，搬到山里的两个人，靠一段关系把全世界挡在门外的人。解脱是真的，代价也是真的——一个只能两个人维持的世界，和一个只能靠血缘维持的理解，都经不起第三个人走进来。
把他的作品排在一起，会看见同一个执念：一个受过精确训练的人，撞上一件无法精确的事，会发生什么。
《学生托尔莱斯的迷惘》（1906）里，一个寄宿学校的少年旁观同学对另一个同学的虐待，一边看一边第一次发现世界有两层：白天那一层讲道理，另一层没有名字也没有语言；给他最大震动的居然是数学课上的虚数——一个明明不存在的数，算下去却得出正确的结果。那本小薄书里已经装好了三十年后这部大书的全部零件。短篇集《三个女人》（1924）三次重演同一结构：一个有条理的男人遇到一件他无法解释的事，全套方法失效，而他得到的比失去的更重要。剧本《热情者》（1921）写的是一群活不进任何现成形式里的人；随笔《无助的欧洲》（1922）讲的还是同一件事：我们获得了处理一切事物的技术，同时失去了说出「什么是好的」的能力。
不吹捧地说，对这本书最有力的批评都是真的：
① 书名不是说这个人没性格，是说性格这种东西是公共的、现成的、可以互换穿戴的——它们不归谁所有。
② 开头两页已经把全书演示完了：一段完全正确的气象报告，一个被正确解释消化掉的伤者。
③ 平行行动开了一整年会，没找出那个伟大的奥地利观念——而找到它的人在另一个房间里，说的是血。
④ 父亲为「一个人能不能部分地疯」争了半辈子而死不瞑目；几百页后，这个条文决定一条命。
⑤ 全书唯一明确要求「我该负全责」的人，是那个杀了人的木匠。
⑥ 史图姆将军是唯一完成任务的人：他进图书馆清点了这个时代的全部思想，带回结论说这件事办不成。
⑦ 兄妹那一场见面让这本书得到了它唯一的温度，同时让它失去了情节——两件事是同一件事。
⑧ 「另一种状态」要求你先有一个几乎等于自己的人，所以它更像两人份的自恋，而不是爱的极限。
⑨ 这本书写不完，有一半不是因为作者去世：一个由互相驳斥的假设搭起来的结构，本来就没有终点。
⑩ 它的结尾不在作者手里。乌尔里希的假期到 1914 年 8 月为止——那一页谁都没写，谁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