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奥尔罕·帕慕克 · No.75
My Name Is Red（Benim Adım Kırmızı）· 奥尔罕·帕慕克 · 1998
伊斯坦布尔，1591 年冬天，雪下得很细。城外一口废井的井底，一具男人的尸体蜷在乱石和污水里，头骨已经碎了。
他开口说话。他说他已经死了，家里人还在满城找他；他说他知道是谁把他推下来的，知道那人此刻正在城里若无其事地走着。
他说，这桩谋杀的背后，是一桩针对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传统、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的阴谋。
十六世纪末的奥斯曼宫廷画坊里，苏丹秘密订制了一本要用「法兰克人」（威尼斯）画法来画的书；一位画师因为害怕这是渎神，被同行杀死在井里，凶手为了掩盖，又杀了主持这本书的老人——一个从外省归来的男人一边追查凶手，一边追回十二年前没追到的女人；而谜底落在一匹马的鼻孔上，落在一个人想不想在画里留下自己的脸上。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年生），伊斯坦布尔人，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年轻时想当画家，二十出头才改学写作。《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于 1998 年，是他第一部真正让世界认识他的长篇，英译本 2003 年获都柏林国际文学奖（IMPAC）。
它在文学史上的格子：一部历史推理小说，用谋杀案的骨架，装进了一场关于「人应该怎样看世界」的争论——伊斯兰细密画（miniature）用真主的眼睛看，威尼斯肖像画用一个人的眼睛看。它和《玫瑰的名字》是一对远房表亲：都是修道院式的封闭行会、都有一本危险的书、都让侦探故事去追一个思想问题。
说话的尸体叫高雅先生（Elegant Effendi），宫廷画坊里的镀金师，专给书页的边框描金。他死前几天，在一个雪夜跟一位同行走到城外荒地，被那人用石头砸碎了头，推进了井里。小说的第一章就是他躺在井底的独白——他不知道自己会被找到，只求人们替他报仇。
同一个冬天，一个叫黑（Black）的男人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他离开了十二年。年轻时他住在姨父家里，爱上了姨父的女儿、他的表妹谢库瑞（Shekure）。他用一幅画表白：画的是波斯古诗里的霍斯陆与席琳——公主席琳在林中看见王子霍斯陆的画像挂在树上，一眼就爱上了他。可那幅画送出去，换来的是姨父的冷淡和谢库瑞的回绝。他离开了，在波斯边境给帕夏们当书记员，十二年里一直没忘记她。
把他叫回来的，是姨父本人。这位被大家称作姨父大人（Enishte Effendi）的老人当年出使过威尼斯，在那里的宫殿里看见了满墙的肖像：每个有钱人都把自己的脸画下来挂着，画得那么像，像到你一眼就能在人群里认出他。他回来以后，说动了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秘密订制一本书，庆祝伊斯兰历第一千年即将到来，书里的插图要部分采用威尼斯人的画法——透视、阴影，以及最犯忌的：苏丹本人的肖像。这本书不能让画坊总管奥斯曼大师知道细节，更不能让城里的宗教狂热者知道。姨父需要一个识字、懂画、靠得住的人帮他写书里的文字，他想起了黑。
谢库瑞也回到了这栋房子。她嫁给了一个骑兵，丈夫四年前随军出征波斯，再没回来，生死不明。她带着两个儿子谢夫克特和奥尔罕住在丈夫家，丈夫的弟弟哈桑想要她，她逃回了父亲身边。她没有成为寡妇，也不再是妻子，她在法律上被卡在一个哪儿也去不了的位置。
谢库瑞在小说里也直接对读者说话，而且说得极坦白：她知道黑回来了，她在窗口让他看见了自己——就像席琳在画里看见霍斯陆。她算得很清楚：黑会不会是个好父亲？她还爱不爱他？她更爱哪一个，是记忆里的少年，还是眼前这个有了点钱的书记员？她还说了一件让她自己害怕的事：伏笔 ①她已经想不起丈夫长什么样了。她梦见他，梦里的脸总是模糊的。她嘴上说是想念，其实是忘了。
替她送信的是走街串巷卖布的犹太女人艾斯特（Esther）。艾斯特也有自己的章节，讲她怎样把情书藏在布匹里、怎样看人下菜碟；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大半经过她的包袱。谢库瑞托她把当年那幅霍斯陆与席琳的画还给了黑——那时候的事，像是就此了结；要谈，就谈现在。
在两个孩子里，小儿子奥尔罕也有一章。伏笔 ②他用孩子的眼睛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看母亲在窗口和信纸之间忙乱，看哥哥谢夫克特怎样敌视黑。一个孩子的视角夹在一群大人的阴谋和情欲之间，看上去只是一段调剂。
为姨父的书干活的，除了死去的高雅，还有三位最好的画师。他们在画坊里用的都是奥斯曼大师给起的外号：蝴蝶（Butterfly）、鹳鸟（Stork）、橄榄（Olive）。黑挨个去拜访他们，表面上是转达姨父的话，实际上是在看：谁会是凶手？
每个画师都跟黑讲了三个故事，几乎是一场面试。故事讲的是画坊里争论了几百年的三件事。
第一件是风格（style）与签名。按老规矩，细密画家不签名，也不该有「自己的画法」——你画的马，应该是那匹马在真主眼里的样子、是几百年来所有大师画过的那匹马，而不是你看见的那匹。所谓风格，是一处瑕疵、一个没被修正掉的个人习惯，就像一个人说话有口音。伏笔 ③三个画师讲的故事各有偏向：有人说真正的大师根本没有风格；有人说风格是藏不住的，就像人无论怎么伪装，走路的样子会出卖他。
第二件是失明。伏笔 ④画坊里流传着许多大师晚年失明的故事：一辈子趴在纸上画最细的线，眼睛总有一天会坏掉。但在他们的传说里，失明不是惩罚，是奖赏——瞎了的大师仍能画出完美的马，因为他画的从来不是眼睛看见的马，而是记忆里的、真主的马。最著名的是赫拉特的大师毕萨德（Bihzad）：据说城破之后，新君要他改用别的画法，他宁可用一根金针刺瞎了自己的眼睛。
第三件是时间：一幅画该不该有时间？细密画里的世界是永恒的，没有「这一刻的光影」；而威尼斯人画的是某个人、某天、某个角度。
与此同时，凶手也在说话。他有专门的章节，章名就叫「我将被称为凶手」：他讲自己杀人后的心慌、讲他怎么在人群里装成跟大家一样难过。可他同时也以自己的外号——蝴蝶、鹳鸟或橄榄——在别的章节里说话，读者听见了他所有的声音，就是不知道哪一张脸是他。
城里还有另一股力量。一位从埃尔祖鲁姆来的传道者（小说里称 Nusret Hoja of Erzurum）在清真寺里讲经，斥责咖啡、音乐、绘画、给圣徒上坟，说这些都是叛离正道的新玩意儿。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高雅先生正是听了他的话，开始害怕姨父的书是渎神，扬言要说出去——这就是他被杀的原因。
画师们常去一家咖啡馆。那里有个说书人，每晚在墙上挂一幅画，然后模仿画里的东西开口说话：伏笔 ⑤第一晚是一条狗。这条狗说：那些传道的说我们狗是不洁的，可你们去看看那位传道者自己……狗把埃尔祖鲁姆派挖苦得体无完肤，满座大笑。此后，说书人又陆续扮成一棵树、一枚金币、死神、魔鬼，以及——红这种颜色本身。这些挂在墙上的画，正是画师们偷偷画给他的。
高雅的尸体终于被人从井里捞了上来。葬礼上，画坊的人都在场，凶手也在场。
谢库瑞约黑见面，地点是城里一栋废弃的房子，传说从前有个犹太人在那里被吊死，没人愿意靠近。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只剩老人一个。在那间阴冷的空屋里，十二年没碰过的两个人第一次拥抱；她不让他越过最后那一步，她要婚姻，不要一段私情。
就在同一个下午，凶手来到了姨父家里。
两个人坐下来谈画。凶手想知道姨父的书到底要画什么，想知道最后那一页——那一幅苏丹肖像——画成了没有，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为一件罪孽卖命。老人看出了他是谁，却仍旧讲下去，讲威尼斯的肖像，讲一个人的脸被画下来之后就不会再被忘记。他越讲，凶手越慌。最后，凶手抓起桌上那只沉重的铜墨水瓶，砸在了老人头上。他翻走了那幅还没完成的最后一页。
谢库瑞回到家，看见父亲倒在血泊里。她没有尖叫。她算了一笔账，算得又快又冷：父亲一死，哈桑那边就有了理由来把她和孩子领回去；可如果父亲「还活着」，就能让她现在就嫁人。她把父亲的尸体藏在屋里，对外说老人病了，然后找人做了伪证，证明她的丈夫已经战死，又找了一位法官当场宣布她可以再嫁。第二天，她嫁给了黑。
婚礼上新娘的父亲「卧病在床」，其实已经死了一天一夜。婚礼办完，他们才宣布老人「刚刚」去世。这是全书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戏，没有一滴血，只有一个女人在悲痛和算计之间一秒都没有迟疑。她还跟黑约定：找到杀她父亲的凶手之前，他不能碰她。
姨父死了，苏丹的书成了一桩丑闻的中心。苏丹给了期限：三天之内，奥斯曼大师和黑必须找出凶手，否则画师们一个个都要上刑。
手头只有一条线索：姨父那些残存的书页里，有一匹马的画法与众不同——马的鼻孔画得很怪，像是被割开过。没人会刻意这么画。这是一个画师自己都没察觉的手上习惯。
奥斯曼大师是画坊的总管，一辈子守着老规矩。他并不喜欢姨父的书，甚至怀疑过姨父在带坏他最好的徒弟。为了查那个鼻孔从哪儿来，苏丹特许他和黑进入宫中的宝库——几百年来从波斯、赫拉特、大不里士缴获和进贡来的古书全锁在那里，许多他一辈子只听说过，从没亲眼见过。
他们在宝库里翻了三天三夜。黑在找线索；奥斯曼大师在看画。他像一个饥饿的人终于走进了粮仓，一页一页地翻，认出了那些传说中的大师，认出了自己这门手艺几百年的来路，也看清了它正在走向的尽头。他们找到了答案：古老的蒙古时代，人们真的会割开马的鼻孔，好让马在长途奔袭时喘得过气；那时的画家照实画了下来，这个画法被一代代师徒抄下去，抄到后来没人知道它原本的意思，只剩一个从某位老师那里传下来的手上习惯。
然后，奥斯曼大师在宝库里找到了那根针——传说中毕萨德刺瞎自己用的金针。回收 ④ ↑第二幕里画师们讲的那些失明故事，听起来像行会里的老掉牙传奇；到这里，一个活生生的老人坐在古书中间，用那根针刺进了自己的眼睛。他宁可在看过一生中最美的东西之后瞎掉，也不愿睁着眼睛看他的画坊改学威尼斯人。这一手漂亮在于：小说前面把失明讲成一种美学理想，你以为那只是比喻；它在这里变成了字面上的事实，而且是自愿的。
城里同时出了事。说书人那一晚扮的是一个女人，又一次拿埃尔祖鲁姆派开涮。传道者的信徒冲进咖啡馆，见东西就砸。回收 ⑤ ↑第二幕那条挖苦传道者的狗，当时是全场最开心的笑点；每一个替说书人画画的画师都在笑。笑声一晚一晚地累积，账在这里一起算。咖啡馆被砸了个稀烂，说书人的声音从此断了。
马的鼻孔把嫌疑收窄了，但没有一锤定音。黑带着刀，先后找上蝴蝶和鹳鸟，三个人又一起去了橄榄栖身的那座废弃的修道堂。
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偷走的最后一页。
画的正中央是苏丹，用威尼斯人的画法画成，有阴影、有立体感，像得叫人害怕。而在这幅画里，还有一个人用同样的画法把自己也画了进去——一张画师的脸，正看着看画的人。那是橄榄。
橄榄承认了。他说他杀高雅，起初是为了保护这本书、保护所有人：高雅要去告发，告发了大家都得死。可后来，在那页画纸前面，他发现自己想要的不只是保住性命。他想要被看见。回收 ③ ↑第二幕里他和他的同行们一本正经地讨论「风格是不是瑕疵」，那时听着像一场学院辩论；现在答案来了两次——一次是他没能管住的手，那个鼻孔出卖了他；一次是他管不住的心，他把自己的脸画进了苏丹的画里。一个人可以在嘴上否认自己有风格，却没法不留下自己的痕迹。
橄榄的匕首划伤了黑，他想逃——要逃到印度去，那里的莫卧儿皇帝据说欣赏画师。他冲出修道堂，却在路上撞见了对黑怀恨已久的哈桑。哈桑一刀要了他的命。凶手最后死于一个跟这桩谋杀毫不相干的男人的嫉妒。
最后一章是谢库瑞说的。黑带着伤回到家，伤一直没好利索，此后的许多年里，他身上一直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苏丹的书没有完成。画坊慢慢衰落，画师们去学威尼斯人那套，却学得半生不熟；老的那套也没人好好守住了。
她说，她一直想要一幅画：画她和两个儿子在一起的样子——回收 ① ↑（大意如此）。第一幕里她承认自己想不起丈夫的脸，当时那只是一个寡妇的愧疚；到这里才看出它的分量：她要的不是一幅好看的画，是一张不会被忘记的脸——那正是姨父从威尼斯带回来、橄榄拿命去换的那件东西。可这样的画没有人画得出来，她的脸、她儿子们的脸，也终将被忘记。
她最后说，这个故事她讲给了小儿子奥尔罕听，奥尔罕后来把它写了下来；为了把故事讲得好听，他什么谎都编得出来，别全信他。回收 ② ↑第一幕那个夹在大人中间的孩子，原来是这本书的执笔人——而作者本人也叫奥尔罕，母亲也叫谢库瑞，也有一个叫谢夫克特的哥哥。一部不许画家签名的小说，作者在最后一页悄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要给这个故事找一根引信，它不是那口井，也不是那只墨水瓶。引信是姨父在威尼斯看到那一墙肖像的那一刻：一个老人第一次看见，一个普通人可以被画得独一无二、永不被忘记。他把这个念头带回伊斯坦布尔，交给了苏丹，交给了画师，也种进了一个想被看见的画师心里。此后的一切——高雅的恐惧、橄榄的两次杀人、奥斯曼大师的那根针、谢库瑞那幅画不出来的画——都是那一眼的余波。
| 细密画的看法 | 威尼斯的看法 | |
|---|---|---|
| 谁在看 | 真主——从高处、从永恒里看 | 一个人——从某个位置、某一刻看 |
| 马画成什么样 | 所有大师画过的那匹马，马的「本质」 | 窗外那一匹，有阴影、有角度 |
| 画师的痕迹 | 风格是瑕疵，不签名 | 风格就是画家，署名 |
| 画里的人 | 按地位大小，不必像谁 | 像到能在人群里被认出来 |
| 极致是什么 | 失明之后仍能凭记忆画 | 把这一张脸留下来，不被忘记 |
小说里争论的两种「看」。注意：这是人物的立场，不是艺术史的定论（见下文「核心装置」与「争议」）。
一部谋杀小说通常从发现尸体开始。帕慕克从尸体自己开始：死者躺在井底，冷静地抱怨、回忆、求人报仇，甚至在意自己的家人会不会伤心。
为什么有力量？因为它在第一页就宣告了这本书的规矩：在这里，谁都可以说话——死人、凶手、一枚金币、一种颜色。这个开场把读者的期待从「谁干的」挪到了「这个世界怎么看」。它还藏着一个狡猾的不公平：死者说他知道凶手是谁，却偏偏不说。整本书最先拿到答案的人，是最没法开口作证的那一个。
谢库瑞发现父亲尸体那一场，帕慕克没把镜头给她的眼泪，而是给了她的算术：哈桑会怎么做，法官会怎么判，孩子们以后住在哪里，黑能不能靠得住。
为什么有力量？因为视角放在她身上，读者被迫和她一起算账，而不是站在旁边评判她。节奏也压得极紧：从发现尸体到婚礼，叙述几乎没有喘息，一章接一章换人讲，像有人在不停地关门。等到婚礼结束、死讯「刚刚」宣布，读者才意识到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而且是心甘情愿的。这个场面把「情节」写成了一个人的处境：在那座城里，一个女人能保护孩子的方法，只有婚姻和谎言。
奥斯曼大师在宝库里那几夜，是全书节奏最慢的地方。查案早就退到了后面，镜头只剩一个老人和一页一页的古画：他认出某位大师的笔法，认出某一匹马是从哪一本更老的书里抄来的，就像在翻自己的家谱。
为什么有力量？因为小说让「看」和「瞎」在同一个场景里抵达顶点。他看见了一生中最多、最美的东西，然后亲手结束了看。前面三百页的失明传说给这一针铺了路，所以读者不觉得它突兀，只觉得它可怕地合理。他不是在逃避新世界，是在决定自己最后看见的东西是什么。
全书五十九章，每一章开头都是「我是……」：我是一个死人、我的名字叫黑、我是一条狗、我将被称为凶手、我是你们的姨父、我是奥尔罕、我是艾斯特、我是谢库瑞、我是一棵树、我是一枚金币、我是死神、我的名字叫红……人、动物、物件、颜色、魔鬼，轮流对读者讲话。
这个装置一石三鸟。第一，它把推理小说的游戏规则推到了尽头：凶手就在叙述者中间，你听过他亲口讲杀人，却仍然猜不出他是谁，因为他还用另一个名字跟你聊天。第二，它本身就是两种画法的较量：每一章都是一个固定的视角——也就是威尼斯式的「一个人从一个位置看」；而全书拼起来，又像一幅细密画，从高处同时看见所有人。第三，那些物件的章节（金币讲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流转、树说它不想当一棵树而想当一个意义）就是说书人的表演：小说把咖啡馆里那面挂画的墙，直接搬进了书页。
代价也是真的：叙述不断换人、反复绕回同一件事，节奏常常拖沓，有些章节更像论文。这一点在下面的「争议」里再说。
细密画的传统，大体是这样一套信念（这是小说人物的说法，有艺术史依据但被小说推到了极端）：画家不该画眼睛看到的东西，而该画真主眼中的世界，所以画面没有消失点（vanishing point，透视里所有线条汇聚的那个点）——远处的人不必画小，重要的人画得大。一匹马应当画成「马」本身，几百年来大师们画的马一代代抄下来，越抄越接近完美。在这套信念里，个人风格是一种不纯：你画得跟大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没学到家的地方。签名更是虚荣。
小说的聪明之处，是让这个美学命题当场变成侦探的工具。那个开裂的马鼻孔，恰恰证明了「无风格」是不可能的：一个习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传到后来没人知道它的意思，却像指纹一样留在手上。凶手被抓，不是因为他有动机或者没有不在场证明，而是因为他的手有个性。
要诚实地标出来：这是小说的设定，不是艺术史的结论。奥斯曼细密画并不全然拒绝肖像——这一时期宫廷里就有画家专为历代苏丹画像，在更早的 1480 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还请威尼斯画家贞提尔·贝里尼（Gentile Bellini）为他画过肖像。小说把「东方 vs 西方」「真主之眼 vs 个人之眼」拉成了一刀切的对立，是文学的需要：它要一个干净的思想冲突来承载一桩谋杀。
其一 · 守住一门正在死去的手艺，还是学会新的那一套？
你是奥斯曼大师。你的君主要你的画坊学威尼斯人画肖像。你知道这套新东西会赢——它更像、更讨人喜欢、威尼斯人画得比你们好。你是教徒弟学新的，还是带着这门手艺一起死？
先替「学新的」那一边说到最强。任何传统都曾经是新东西：细密画本身就是从中国、波斯、蒙古一路混血来的，那个马鼻孔就是证据——它来自一个早被忘记的现实。拒绝变化不是忠于传统，而是忠于传统在某一刻碰巧停下的样子。而且这个选择不是抽象的：画坊里是活人，他们要吃饭；苏丹不需要你的画，他们就没有饭碗。奥斯曼大师刺瞎自己，看起来悲壮，实际上把徒弟们丢在了一个他自己不肯面对的未来里。小说结尾也印证了：画坊慢慢衰落，学新学得半生不熟，旧的也没守住。拒绝过渡的人，并没有保住传统，只是让它死得更难看。
另一边同样硬。有些东西一旦「改良」就不再是它自己。细密画不是「还没学会透视的绘画」，它是另一种关于世界的主张：人不是宇宙的中心，画不该为某一个人的眼睛服务。用透视去画它，就像用流行曲去唱经文——曲子也许更好听，但它说的已经是另一件事了。奥斯曼大师那一针，是拒绝成为「二流威尼斯画家」，而这正是后来的画坊变成的样子。
作者站哪边？帕慕克没有给答案，但他的同情显然在失去的那一边，同时又清醒地知道它守不住——这正是他后来称作「呼愁」（hüzün，土耳其语的一种集体性的忧郁）的那种情绪。拉回你的生活：一个书法家面对电脑字体、一个手艺人面对流水线、一个译者面对机器翻译，哪一种坚持是在守护，哪一种只是在拒绝承认自己老了？
其二 · 想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脸，是虚荣，还是做人的权利？
橄榄杀人的深层动机，不是钱，也不是信仰。他想被看见——想在一幅给苏丹的画里，画上一张属于自己的脸。一个人想让别人知道「这是我做的」，这算罪过吗？
先替画坊的老规矩说话。不签名不是压迫，是一种谦卑的自由：你的手艺属于比你大得多的东西——一个传统、一个行会、一个信仰——你的作品因此能活过你，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你的」。签名一出现，竞争、嫉妒、名声、谁抢了谁的功劳，全都跟着来了；画坊里的勾心斗角、橄榄最后的疯狂，正是从「我」字里长出来的。一座大教堂的石匠、一部辞书的编者、一款软件里写了某个模块的工程师，大多没有留名，他们的作品不因此更不重要。
另一边：一个人花了一辈子，却不被允许让世界知道他存在过，这本身就是一种抹杀。「风格是瑕疵」听起来很美，可它方便的是谁？方便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管，和那个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名下的君主。苏丹可以要一张肖像，画师却连一个角落都不能有。橄榄的错不在想被看见，在于他想被看见的方式是杀人。
小说站在中间偏一点：它审判了橄榄，却在最后一页让作者自己签了名。拉回你的生活：你在一个团队里做出了关键的那一块，汇报上写的是「团队」——你心里那点不甘，是虚荣，还是你应得的？
其三 · 谢库瑞藏起父亲的尸体，是背叛，还是母亲的责任？
父亲刚被砸死在家里，女儿第一件事不是报官、不是哭丧，而是藏好尸体、找人作伪证、第二天就把自己嫁出去。你怎么看这个女人？
先替指责她的那一边说到最强。她对死者不敬：她让父亲的尸体在屋里躺了一夜，只为了让父亲的「同意」替她的婚事背书。她对法律不忠：伪证和匆忙的判决，正是那个社会里一切腐败的样子。她对感情也不诚实：她自己都说不清嫁给黑是因为爱，还是因为他是此刻最好的选项。一个人在最该悲伤的时候却最清醒，读者有权觉得心寒。
另一边：她能用的工具，只有这些。在那座城里，一个丈夫失踪、父亲新丧的女人，没有财产权，没有选择权，孩子随时可能被夫家带走，而觊觎她的小叔子手里有刀。她不藏，结局几乎可以预见。她那份冷静，不是不悲伤，而是悲伤没有资格排在第一位。帕慕克让她亲口对读者说话，正是为了不让任何人站在外面评判她。
拉回你的生活：在一场葬礼上，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处理保险、房产和孩子的学校。你会觉得后者冷漠，还是知道正是有人这样做，前者才有空哭？
帕慕克反复回到的，是同一座城、同一道裂缝：伊斯坦布尔夹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土耳其人怎样一边模仿西方、一边哀悼自己正在失去的东西。《我的名字叫红》用十六世纪的画坊写这件事；他更早的《白色城堡》（1985）写一个威尼斯学者被俘到伊斯坦布尔，和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奥斯曼学者朝夕相处，最后两人的身份互相渗透，谁也说不清谁是谁——那是「东西方」故事的另一种写法。
第二个执念是看与被看。他年轻时想当画家，这本书是他把画家的眼睛放进小说的一次尝试；《纯真博物馆》（2008）更进一步，男主人公把恋人碰过的东西全收集起来，帕慕克后来在伊斯坦布尔真的开了一座同名博物馆。想把一张脸、一样东西留下来，不让它被时间带走——谢库瑞那幅画不出来的画，在这里成了一整座房子。
第三个是宗教与世俗的对峙。《雪》（2002）把它搬到了当代土耳其的边城：伊斯兰主义者、世俗派军人、戴头巾的女学生。《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位埃尔祖鲁姆的传道者和被砸的咖啡馆，是这条线在历史深处的源头。还有《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他在那里给贯穿所有这些作品的情绪起了名字——呼愁。
节奏与学究气。最常见的批评是：太长、太慢、太爱讲道理。画师们轮流讲寓言、奥斯曼大师在宝库里翻书的段落，许多读者读得疲惫。作为推理小说，它的破案过程也被批评草率：凶手的身份最终靠的是对质和一点运气，而不是真正严密的推理。
「东方 vs 西方」是不是太整齐了？一些评论者和艺术史研究者指出，小说把伊斯兰细密画与文艺复兴绘画的差异简化成了两种世界观的对决，而真实的历史里交流、混杂远比这复杂（前文已标出）。也有人批评帕慕克的东西方叙事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把自己的文明「异国情调化」，供人消费。支持者则认为他恰恰是在拆这种二分，只是拆的方式是先把它搭得很整齐。
谢库瑞：最好的人物，还是情节的奖品？她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盘算，常被视为全书最鲜活的人物；但也有读者指出，她在情节结构上仍是男人们争夺的对象——黑要娶她，哈桑要娶她，案子破了才「兑现」她。小说给了她视角，却没有给她多少行动的余地，这可以看作写实，也可以看作局限。
作者的公开处境。这一条与本书情节无关，但常被一起提起：2005 年，帕慕克因在一次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谈及奥斯曼帝国末期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杀戮，在土耳其被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名起诉，次年撤诉。此事在土耳其国内引起强烈分歧，一部分人视他为言论自由的象征，另一部分人认为他在迎合西方。他在 2006 年获诺贝尔奖时，这件事仍在被讨论。
① 一具井底的尸体先开口，这本书就宣布了：在这里，死人、凶手、金币和颜色都有资格说话。
② 引信不在井边，在威尼斯：一个老人看见了一墙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脸。
③ 细密画用真主的眼睛看世界，威尼斯画用一个人的眼睛；争的不是画法，是人在世界里的位置。
④ 「风格是瑕疵」——可凶手偏偏是被他的风格抓住的：一个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马鼻孔。
⑤ 那个开裂的鼻孔是蒙古草原上的真事，一代代抄下来，抄到最后只剩一个手的习惯。传统大概就是这样传下去的。
⑥ 橄榄要的不是钱，不是信仰，是在给苏丹的画里留一张自己的脸。
⑦ 奥斯曼大师看完了一生中最美的东西，然后用传说里的那根针，亲手结束了看。
⑧ 谢库瑞在父亲的尸体前一秒都没有迟疑，她的冷静不是不悲伤，是悲伤排不上第一。
⑨ 她想要一幅画不出来的画：一张不会被忘记的脸——这正是整本书里所有人都在争的东西。
⑩ 一部不许画师签名的小说，最后一页由一个叫奥尔罕的孩子执笔，还让他母亲提醒你：别全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