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精读 · 阿尔贝·加缪 · No.41
L'Étranger · 阿尔贝·加缪 · 1942
下午两点的长途车，八十公里，再走两公里。养老院的院子里有天竺葵，太阳把柏油晒得发黏。
守门人问他要不要开棺看一眼母亲。他说不用。守门人递给他一杯咖啡牛奶，两个人一起抽了烟，守灵到天亮。
几年以后，法庭上有人把这杯咖啡、这支烟拿出来，当作他杀人的证据。他被判在广场上斩首，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
他确实杀了人。但他被杀，是因为他在母亲的棺材边喝了那杯咖啡。
一个阿尔及尔的小职员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随后在一个太阳毒得发疯的下午，在海滩上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法庭几乎不追问那五枪，却用整场庭审证明他是个在母亲葬礼上不哭、第二天就去游泳看喜剧片的怪物，于是判了他死刑——他到死也没为自己编一句听得顺耳的话。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父亲在他不到一岁时死于马恩河战役，他由一个几乎不识字、听力有缺陷的母亲和外祖母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带大。《局外人》1942 年由伽利玛出版，那年他二十九岁；同一年他还出了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两本书是同一件事的两面。1957 年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1960 年 1 月，他坐朋友的车从普罗旺斯回巴黎，车撞在梧桐树上，当场死亡，四十六岁。
它在文学史上的格子很硬：它是二十世纪法语小说里被读得最多的一本，也是「荒诞」这个词从哲学论文走进小说客厅的那一次。萨特 1943 年专门写文章解释它，罗兰·巴特后来用「零度写作」（écriture blanche，字面意思是「白色的写作」）来命名它那种不带温度、不给解释的句子。要注意一件常被搞混的事：加缪一辈子拒绝「存在主义者」这个标签，他说自己写的是荒诞；他和萨特在 1951 年因为《反抗者》彻底翻脸。把这两人捆在一起卖，是出版商和教科书干的事。
小说的第一句就是全书的引信：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全书开篇（中译大意）
说这话的人叫默尔索（Meursault），阿尔及尔一家船运公司的小职员，不到三十。他向老板请两天假，老板的脸色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于是补了一句「这不是我的错」；他坐两点的长途车去马朗戈，路上颠得睡着了。院长告诉他，母亲送来三年，起初还哭，后来习惯了。默尔索听着，不反驳，也不难过。守门人问他要不要开棺看一眼，他说不用；问为什么，他说不清楚，就是不想。守门人陪他守夜，端来一杯咖啡牛奶——夜里冷——他喝了；他递给守门人一支烟，两人一起抽。伏笔 ①院里的老人陆续进来守灵，有个女人一直在哭，他嫌吵。天亮时他睡了一会儿。
然后是出殡。这一段里最重的不是眼泪，是天气：太阳升得飞快，柏油被晒化，热气从地面往上顶，护士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快会出汗然后在教堂里着凉——横竖没有出路。伏笔 ②队伍里有个叫托马斯·佩雷斯的瘸腿老人，落在后面，为了追上灵车抄近路穿田埂，反复被落下又反复追上；默尔索看见他脸上有眼泪，因为皱纹太多流不下去，摊在那里。全书写得最像哭的一处，哭的人不是儿子。当天他就回了阿尔及尔，想到的是：可以睡十二个小时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他去海滨浴场游泳，遇见从前公司的打字员玛丽·卡多纳，两人在水里玩，晚上看了一部费尔南代尔演的喜剧片，之后她回他家过夜。请记住这份清单：海水、喜剧片、女人。它在第一部里只是个平常的周末；到了第二部，它是检察官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
同楼有两个邻居。萨拉玛诺老头养一条烂了半身皮肤病的狗，一人一狗互相憎恨了八年：老人每天骂它、拽它、打它，两个越长越像。伏笔 ③另一个是雷蒙·散泰斯，街坊都说他靠女人吃饭。雷蒙请默尔索吃血肠喝红酒，讲了他的麻烦：他有个摩尔女人，怀疑她骗钱，打了她，她哥哥来找过事。他想再羞辱她一次——把她骗回来，睡到一半朝她脸上吐口水，再赶出去。他不会写信，请默尔索代笔。默尔索写了，理由是：没有理由不写。伏笔 ④
信起了作用。星期天下午隔壁传来女人的尖叫和打人的声音，警察上楼给了雷蒙一个耳光。事后雷蒙问他肯不肯去作证说那女人骗了自己，默尔索说行。他没想过这句「行」把他放进了谁的阵营。
这期间还有两件小事，长在同一根神经上。老板要派他去巴黎开新业务点，问他愿不愿意换个生活；他说都行，生活反正没法改变，人们怎么活都差不多。伏笔 ⑤玛丽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话大概没什么意义，不过应该是不爱；再问要不要结婚，他说随她。玛丽说婚姻是件严肃的事，他说不是。她还是决定嫁给他。
另一件：萨拉玛诺的狗丢了。老头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得知赎狗要交钱、过期就处理掉，愣在那里说不能为一条狗花那么多钱。当夜，默尔索隔着墙听见他哭。回收 ③ ↑那个打了狗八年、天天骂它「混蛋」的老人为它哭了整夜——而隔着墙的默尔索，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妈妈。加缪把整本书的辩护词埋在这堵墙上：眼泪和爱本来就不在一条线上。法庭不会考虑这个，但小说已经把话说完了。
星期天，雷蒙约他和玛丽去朋友马松的海边木屋。出楼门时，几个阿拉伯人在马路对面盯着他们，其中一个是那女人的哥哥。上午过得非常好：游泳、吃鱼、喝酒、笑。加缪把这段幸福写得很实在，因为接下来一切都要毁在同一片阳光下。饭后三个男人沿沙滩散步，在尽头的泉水边碰上那两个人，打了起来，雷蒙脸上和胳膊上挨了刀，被带去看医生；回来脸色发白，坚持要再去海滩走走。
他们又碰见那两人躺在泉边石头后头。雷蒙掏出手枪问：要不要现在就打死他？默尔索说他还没跟你说话，这么开枪不好，要打也得等他先动刀。然后他说了那句要命的话：把枪给我——枪在自己手里，就没人会开枪。雷蒙把枪给了他，那两个人溜走了。
回到木屋门口，默尔索面对三级台阶，忽然不想上去，不想说话，不想应付女人们的问候。整本书里他第一次做出一个纯粹主动的选择，而选择的内容是：转身，走回太阳底下去。
他沿原路回到那眼泉水边。那个阿拉伯人一个人躺在那儿，看见他，把手伸进口袋。接下来的两页是全书写得最烫的地方，写的全是生理反应：汗从眉毛淌进眼睛，蒙上一层温热的薄膜；太阳跟母亲下葬那天一样重，太阳穴里的血管一起跳。回收 ② ↑那天护士说的「横竖没有出路」的暑热，隔了两百页原封不动地回来——加缪不让葬礼和凶案共用一段心理，他让它们共用一个太阳：读者的身体先认出这个温度，然后才反应过来是哪一天。阿拉伯人抽出刀，刀刃反光戳进他眼睛，他觉得天裂开一道口子往下倒火。
他扣了扳机。然后是全书的转折，只有一句话的长度：他在那具已经不动的身体上又开了四枪——他把这四下形容成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敲的四下敲门声（第一部结尾，大意）。第一枪也许还能算自卫或中暑，那四枪不能。加缪把「可以被原谅的」和「不能被原谅的」用一个停顿隔开，然后关灯。
预审法官问他为什么在两枪之间停顿、为什么要开那四枪——这是全书唯一一次有人问了对的问题，而默尔索答不上来。法官越问越急，最后掏出一个银十字架举到他面前问他信不信上帝；他说不信。法官说从没见过这么顽固的灵魂，此后管他叫「反基督先生」。
预审拖了十一个月。他在草垫下翻出一张旧报纸：一个人发财二十五年后回乡，不肯说破自己是谁，先住进母亲和妹妹开的旅馆想给她们一个惊喜；母女俩为钱把他锤死沉了河，第二天他妻子来说破身份，母亲上吊，妹妹跳井。默尔索把这张纸读了上千遍，评语是：那旅人有点活该，人不该跟人玩这种把戏。这是全书最狠的自我镜像——那个人死于不肯直说自己是谁，默尔索死于不肯装成别人要他成为的那个人。
开庭在盛夏，法庭挤满了人，热得像烤箱。默尔索有个荒唐的感觉：大家好像都很熟，只有他是多余的那个。然后全书最冷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上午没有人认真谈那把枪。院长作证说他没要求看遗体、说不清母亲的确切年龄；守门人作证说他喝了咖啡牛奶、抽了烟、在灵前睡着了。回收 ① ↑那杯咖啡是守门人自己端来的，那支烟是两人一起抽的——同一个动作，在被告身上叫冷血，在证人身上什么也不叫。「证据」在这里不是事实，是叙述的位置。佩雷斯被问到有没有看见他哭，答没有；律师又问有没有看见他没哭，老人答也没有。旁听席上有人笑了。
下午轮到他的朋友。饭馆老板塞莱斯特说他是条汉子、说那事是「不幸」，急得手都在抖，说不出更多；玛丽被问到那个星期六：关系什么时候开始的，看的什么电影。她说了——母亲下葬的第二天，游泳，喜剧片。检察官不必再说什么，把这三样摆在陪审团面前就够了。玛丽哭着说不是这样的，还有别的意思。没有人听。
雷蒙出庭，坚持说这只是巧合。检察官这时把那封信抽了出来。回收 ④ ↑那封为了让一个女人回来挨吐口水的信，默尔索代笔时只觉得是件小事、不值得拒绝；现在它成了他与皮条客合谋的书面证据。一件当时没有分量的事，被放进另一套叙述里就有了分量：这是这本小说的整个机关。
控方的收尾有两句是杀人的。第一句：这个人是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他的母亲。第二句更彻底——第二天这法庭还要审一桩弑父案，检察官说，被告席上这个人在道德上对明天那桩案子同样有罪，因为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亲手杀死父亲的人是一路货色。轮到辩护，他的律师站起来用第一人称说：「我杀了人。」默尔索觉得又被推远一层——连替他说话的人，也要先把他换掉才能说。他有一次想开口，只讲了一句：
「因为太阳。」—— 默尔索在法庭上对「为什么杀人」的回答（中译大意，第二部）
庭上又是一片笑声。这是全书最被误读的一句：它听上去像狡辩，其实是这个人唯一诚实的证词——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开枪，而他不肯编一个像样的动机来让所有人安心。判决是：在广场上斩首示众，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
死刑犯的日子里他想的全是具体东西：断头台原来不像画上那样架在台阶顶上，而是和地面一样平，人是平着走过去的，这让他有点失望，因为「上台阶」至少还有点仪式感。他每天必须先把「上诉被驳回」当成定局才敢想别的——只要允许自己想一想「万一被赦免」，血就往上涌。
神父来了三次，他拒绝三次，第四次神父自己进来了：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最后都会转向上帝，牢房的石头上有一张神圣的脸。默尔索说他看了几个月，只在那墙上找过一张脸，是玛丽的，他没找到。神父说他的心是盲的，会为他祈祷。
然后是全书唯一一次失控。默尔索揪住神父的袍子，把攒了一辈子的话一口气吼出来：神父的那些确定性还不如一根女人的头发有分量；神父活得像个死人，连自己是不是活着都没把握；而他自己看上去两手空空，却对一切都有把握——因为他至少抓住了这个真相：所有人都会死，谁先谁后而已；既然人人都被同一个结局判了刑，那么怎么活、爱谁、去不去巴黎就都不重要。回收 ⑤ ↑整本书里那些让人恼火的「都行」「随便」，到这一刻才亮出地基：不是他麻木，是他老早就知道账面最后会归零，只是从没跟人解释过。第一次解释，就是最后一次。
神父被带走，默尔索哭似的喘着，睡了过去。醒来时脸上是星星，海水、泥土和盐的气味从夜里进来，整个沉睡的夏天像潮水一样漫上来；远处有汽笛，有人在出发，去一个从此与他无关的世界。
他想到了妈妈，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在生命尽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要玩重新开始的游戏——在那么靠近死亡的地方，她一定感到自由，准备把一切重新过一遍。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利为她哭。整本书从「今天，妈妈死了」开始，绕两百页回到同一个女人身上，把开头那句没有温度的话重新解释了一遍：他不哭，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他觉得眼泪对她是一种冒犯。最后他把自己向着世界打开，发现世界如此像他、如此亲兄弟一般，于是承认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依然幸福。全书的最后一个愿望是：
为了给一切做个了结，也为了不觉得太孤独，他希望行刑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用仇恨的喊叫迎接他。他称这份把一切归还给他的东西为「世界温柔的冷漠」。—— 全书结尾（复述，引号内为中译常用说法）
把五幕连起来看，这本书里没有一件事是意外——所有东西都挂在同一根引信上：一个人在第一页说了句实话（「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从此再没为任何人修饰过一句话。请假的理由、对玛丽的爱、替雷蒙写信的动机、法庭上那句「因为太阳」，单独看都无害，攒在一起就是一份完整的犯罪档案——因为社会真正要求于人的从来不是「别说谎」，而是「按剧本说话」。那五枪只是给了它一个立案的借口。
这一段的技术含量在于加缪把所有本该写心理的地方，都换成了写皮肤：柏油发黏、皮革和马粪的气味、护士那句横竖都要出事的话、佩雷斯脸上摊着流不下去的眼泪。整整一场葬礼，没有一句「他很难过」或者「他不难过」。
这么写为什么有效？因为它把判断的活儿交给了读者，而读者会毫不犹豫地接下来。你读到「他喝了咖啡」时心里那一下轻微的不适，就是检察官后来要用的全部弹药。而这一场的最后一句是他想着回去可以睡十二个小时——用一个生理需求收尾，比任何抒情都冷，也都真。
开枪那两页做到了一件很难的事：让一个没有动机的杀人显得不可避免。手法有三层。第一层是把主语从人换成自然——不是「他决定开枪」，而是海在喘、天在裂、光在刺、汗在流，行动的发起者被写成了太阳。第二层是句子的密度：越往后越短、越急，到刀光那一下语速已经失控。第三层最关键——加缪没有让这一枪解决任何问题：传统小说里开枪是宣泄，这里开完枪那种令人窒息的热才刚被打破，紧接着是一句最清醒的自述：他知道自己毁掉了这一天的平衡。
然后是那停顿之后的四枪。整部小说的道德重量全在这个停顿里。第一枪可以推给太阳、推给刀光、推给中暑；停顿意味着他回来了，意味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一个主语。加缪不为这四枪提供任何解释——不是他忘了，是一旦解释，这本书就变成了另一本书。默尔索最动人也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连给自己减刑的谎话都不肯说。
看句子的形状就够了：全书用的都是短句，一件事一句，句与句之间不给因果连接词——巴特说的「白色写作」指的就是这个，它像一份逐条记录，把「所以」「因为」「于是」全删掉了。而在神父那一场，句子突然变长、变急、开始滚雪球，一个从句拖着另一个从句，中间几乎不换气。
这不是作者写嗨了，是结构上的兑现：一个从不解释的人在死前终于解释了一次，他说话的形状就必须变。读者到这里才发现，那个看似空心的人一直站在一个很硬的位置上，只是从没有人问过他站在哪儿。
《局外人》的核心装置不是某个情节，是它的两部结构：第一部是生活本身，第二部是同一段生活被重新叙述成一个故事。第一部只给事实，不给意义，叙述者报告他看见、听见、感到的一切，从不说明因果；第二部把这些事实收集起来按「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重排，咖啡、香烟、喜剧片、一封信被串成一条人格链，终点是死刑。而读者被夹在中间：你在第一部里已经悄悄给他定过罪了（读到他说「不爱」时你皱过眉），所以第二部审的不只是他，也是你那次皱眉。
这台机器最漂亮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任何超出日常的东西：没有阴谋，没有冤案，没有腐败的法官。所有人都在尽职——证人说的是真话，检察官引的是真事，陪审团照常识判断。默尔索是被「正确的程序」和「合理的推断」联手杀死的。
诚实地标一句：把默尔索当成心理学案例（自闭、反社会、抑郁）读，是把小说降级了。现实里没有人像他那样叙述自己——没有人能在十一个月的羁押里不生出一句自我辩解。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形式位置：加缪把「拒绝赋予意义」做成了叙述者，看它在社会里能活多久。答案是活不过一个夏天。这也是装置的技术裂缝：那种沉默是极高的文学控制力，不是人物的性格。还有个绕不开的小问题——这是第一人称过去时的回忆，可叙述者在最后一页正等着被斩首，这段话是谁、在什么时候写下的？小说不回答。你可以说这是瑕疵，也可以说这正是荒诞最后一次现身：一份没有收信人、也没有写作时间的口供。
同一年出版的《西西弗神话》是这本小说的说明书：世界不给意义，人偏要意义，两者相撞就是荒诞（l'absurde）；正确的应对不是自杀，也不是靠信仰硬安一个意义，而是清醒地活着并蔑视这个处境——推石头的西西弗必须被想象成幸福的。而默尔索在九成篇幅里并不是这个「清醒的人」，他只是个不撒谎的人，要到最后那一夜被死刑逼到墙角才抵达随笔里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结尾那句「幸福」不是反讽：他刚刚才成为西西弗。
先把法庭那一边讲到最强，它比大多数读者以为的强得多。人格证据不是迷信，它是我们判断世界的基本方式。刑法本来就要区分故意与过失，而故意藏在心里，只能从行为模式往回推。何况检察官抓住的疑点是真的——没有人回答过他为什么在停顿之后又开了四枪。如果法庭必须在「因为太阳」和「这是个冷血的人」之间选一个解释，选后者并不荒谬；一台只认物证的司法机器，同样会杀错人。
再把默尔索这一边讲到最强。一旦允许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定罪，被定罪的就永远是不合群的那一批。没有哭的儿子、不肯说爱的情人、拒绝升职的员工——这些都不违法，但组合起来会触发一种更古老的机制：这个人不像我们。审判的表面对象是那五枪，实际对象是他没有在正确的时刻表演正确的情绪；而这套标准最阴险的地方是它从不写进法条，所以永远无法上诉。
拉回今天：我们评价人的系统几乎全由「人格证据」构成——面试里的「文化契合度」、绩效表上的「态度」、十年前被翻出来的旧帖、一次该表态时的沉默。你可以什么都没做错，只是没在该难过的时候难过，而这足以让一份判决在暗处成形；你甚至不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的庭。
加缪自己给过答案。1955 年他为美国版写的序里说：
「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加缪 1955 年为美国版《局外人》所写的序（中译大意）
他在同一篇序里称默尔索是「我们配得上的唯一基督」，理由是这个人拒绝说谎——不是不肯撒关于事实的谎，而是不肯多说一句自己没感觉到的话。这个辩护有力：社会真正惩罚的往往不是犯罪，是不肯参加那场大家都在演的戏；我们说「这人有点问题」，说的常常只是他没接住我们递过去的台词。
但反面同样硬。默尔索的「诚实」几乎不需要成本，因为他本来就不在乎。真正的诚实是在你极想撒谎时仍然不撒，而他连撒谎的动机都没有——这更像迟钝，不像美德。更要命的是：他的不撒谎从没保护过任何人。玛丽问他爱不爱，一句「我爱你」是谎，可他那句「大概没意义，应该是不爱」也不见得更尊重她，它只是把伤害的成本转嫁出去，还顺手占了道德高地。而雷蒙请他写那封害人的信时，「不说谎」这条原则一点声音都没发出——他不肯为爱他的人修饰一句话，却肯为一个混蛋起草一份陷阱。一种只在便宜时才现身的原则，很难叫原则。
这个两难在生活里的形状是：在葬礼上摆出比你真实感受更重的悲伤，是虚伪，还是教养？社交礼仪的本质就是替他人做情绪上的让步——你说新娘真美，你在别人报喜时收起自己的坏消息。在默尔索的世界里这些全是谎言。问题是：一个所有人都只说真实感受的社会，会更善良，还是只是更冷？
这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洞，加缪自己知道。默尔索最后的推理是：所有人都会死，所以怎么活都一样。可如果「怎么活都一样」，那开那四枪也就一样了——荒诞看起来能给暴力发一张许可证。
反对这个推论的一边说得很有道理：从「没有意义」推不出「什么都行」——「什么都行」本身也是个价值判断，同样需要根据，而虚无不提供任何根据：它既不禁止杀人，也不允许杀人。加缪 1951 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就是来堵这个洞的：人对荒诞的第一反应是「不」，而这个「不」里已经藏着一个肯定——他在为某种不该被践踏的东西说不；既然承认它在自己身上有价值，就得承认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有价值。所以反抗的终点不是杀人，而是拒绝杀人。这本书让萨特和他决裂。
但另一边同样有力：这套论证是从荒诞里长出来的，还是从外面接上去的？如果宇宙真的完全冷漠，「人身上有某种不可践踏的东西」的根据在哪儿？它更像加缪不愿接受自己前提的后果，于是回头加了一道防洪堤——道德的根据问题在一个没有裁判的宇宙里，确实悬着。
而这不抽象：它是每一个不再相信任何终极权威的人第二天早上要面对的账。你不再相信有人在记账，那你为什么还退还多找的零钱、还在深夜给陌生人让路？大多数人的实际答案不是一套论证，而是一种近乎体质的东西——你就是干不出来。加缪最后押注的也是这个：不是因为有法则所以不能杀人，是因为你一旦真的把对方看清楚，就下不去手。这个答案很脆弱，也可能是唯一诚实的答案。
先说事实：被默尔索杀死的那个阿拉伯人从头到尾没有姓名、没有一句台词、没有家人来法庭上哭；那个挨打的摩尔女人同样没有名字。1942 年的阿尔及尔，人口的多数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这本以阿尔及尔为全部背景的小说里，他们是风景。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点出了这一点；2013 年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写了整本《默尔索案调查》来回应——由死者的弟弟叙述，并给了死者一个名字：穆萨。
为这本书辩护的一边讲得很硬：叙述者是默尔索，而默尔索眼里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那个人之所以没有名字，正因为在殖民地一个法国小职员的意识里他确实没有名字——呈现这个盲点不等于赞成它，反而是把它做成了标本。而且这本书的整个控诉恰恰是「人被简化成标签有多可怕」，读者为默尔索抱不平的同时没有为沙滩上那个人抱不平，这本身就是小说在读者身上做的实验，结果不太好看。
反过来的一边同样有力，而且不能用「叙述视角」轻轻带过：加缪是可以选择的。一句「他叫什么、是谁的兄弟」并不会破坏零度写作；他没有写，说明在那种目光里这个信息属于不必要的。把叙述者的盲点全记在人物账上、作者一分不担，是一种太方便的辩护。
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很日常的能力问题：我们能不能一边承认一部作品伟大，一边承认它瞎了一只眼——而不必二选一？今天的舆论习惯是要么封神要么打倒，而成年人的阅读恰恰是：这本书教我识别「人被简化成标签」的机制，同时它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两件事都真，谁也不取消谁。
把他的作品排在一起，路线相当清楚，方向是从一个人的荒诞走向很多人的团结。《局外人》是第一站：主角孤零零一个人，全部本事是不撒谎。《鼠疫》（La Peste，1947）是转向：城市被封，医生里厄不谈哲学，只是每天出诊——面对没有道理的苦难，唯一像样的回应不是解释它，是和别人一起对抗它。《堕落》（La Chute，1956）是他最阴的一本：主角克拉芒斯是默尔索的完全反面——一个滔滔不绝、什么都能解释、把自己的罪讲成一门生意的律师。加缪用一本书证明，比「什么都不解释」更坏的是「什么都解释得通」。
还有一条更私人的线贯到底：母亲。《局外人》第一句是妈妈死了，最后一段是他终于懂了妈妈；他死后才整理出版的未完成遗作《第一个人》（Le Premier Homme，1994）写的正是那个不识字的母亲、那个他从未见过的父亲、那个贫穷而阳光过剩的童年。他一生写的那些关于宇宙沉默的大话，底下压着一个很小的事实：他的母亲几乎不说话，而他一直在替她找一种语言。
不吹捧地说，这本书有几处争议是真的，且批评方站得住：
① 这不是一个人杀人的故事，是一个社会用「他不像我们」判死刑的故事——那五枪只是提供了立案的机会。
② 全书的引信是第一页那句「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一个人从此再没为任何人修饰过一句话。
③ 第一部里那些无害的小事——一杯咖啡、一支烟、一部喜剧片、一封代笔的信——到第二部一件不落地成了罪证。事实没变，叙述者换了。
④ 停顿之后的那四枪是这本书的道德重心：第一枪可以怪太阳，那四枪不能，而加缪拒绝为它们编任何理由。
⑤ 「因为太阳」听上去像狡辩，其实是全书唯一一句完全诚实的证词——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⑥ 萨拉玛诺打了那条狗八年，狗丢了他哭了一夜。眼泪和爱从来不在同一条线上，而法庭只认眼泪。
⑦ 替他辩护的律师说「我杀了人」——连站在他这边的人，也得先把他换掉才能替他说话。
⑧ 默尔索不是一份心理诊断，是一个位置：把「拒绝赋予意义」做成人，看它在社会里能活多久。答案是活不过一个夏天。
⑨ 他的「诚实」只在便宜时现身：对爱他的玛丽不肯说一句软话，对雷蒙那封害人的信却提笔就写。这是书自己留的裂缝。
⑩ 记住的会是最后那个夜晚：星星、盐和泥土的气味、远处的汽笛，一个明天要被砍头的人说自己是幸福的——他刚刚才成为西西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