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Hamming ·《You and Your Research》
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食堂里有几张桌子。Richard Hamming 本来坐在物理桌，听 Shockley、Brattain、Bardeen 聊天，学到很多。后来诺贝尔奖来了，升职来了，好人都走了，「剩下的是渣。没人要剩下的东西。」他端着盘子横穿餐厅，坐到化学桌，问人家：我能一起吃吗？
他们不能说不。于是他开始问问题。第一周问的是：你们这个领域里，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又过了一阵子问：那你在做的重要问题是哪个？再过一阵子，他某天坐下来说：如果你做的事不重要，你也不认为它会通向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你为什么在贝尔实验室做它？
「那之后我就不受欢迎了；我得另找人一起吃饭。」
1986 年 3 月 7 日，71 岁的 Hamming 把这段故事讲给了大约两百人听。他的结论不是「要努力」。他的结论是一句更硬的话：不做重要的问题，就不会做出重要的工作——而绝大多数科学家，按他四十年的观察和当面追问，一辈子都在做自己都不相信重要的事。
这场演讲最锋利的地方，是他不肯让「重要」变成空话。反重力、时间旅行、传送术，后果重要得不得了，诺贝尔奖加任意数额的钱都给你——但它们不是重要问题，因为没有攻法。「使一个问题重要的不是它的后果，而是你有一条合理的进攻路线。」所以「重要」是个技术判断，不是雄心。真正的科学家脑子里常备十到二十个这样的问题，一旦看见线索就扔下手上的一切扑过去。他自己的做法是每周五下午只想大问题，雇一整周的 10% 去搞清楚哪个方向值得走。
其余的部分同样具体，且大多不好听。勇气比脑子重要——他举 Shannon 证明随机编码平均起来任意地好、因此必定存在一个好编码，问「除了一个拥有无限勇气的人，谁敢去想这些念头？」成名是诅咒：Brattain 得奖那天在礼堂里含着眼泪说自己绝不会被诺贝尔效应影响，几周后 Hamming 就看见他只肯做大问题了。知识像复利：同等能力，多干 10% 的人产出会是两倍多。关着门干活今年明年都更高产，十年后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做稍微错的题。做出来还不够，你必须把它卖出去——学会写、学会正式演讲、学会在会议中途当场站起来说话。而失败的人多半不是败给能力，是败给自我坚持、跟系统开战、以及一千个借口。「你可以跟别人说所有借口。我不介意。但对自己，尽量诚实。」
他说完这句：所以，出去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吧。
后来的四十年给了他一张成绩单，一半漂亮，一半难看。2016 年一项覆盖两千八百多位物理学家的计量研究发现：一个人一生中影响力最高的那篇论文，在他的论文序列里是随机落点的——可你的「能力」参数确实稳定存在。这几乎就是 Hamming 原话的精确版：「你做的那件具体事情是运气，但你做出了点什么，不是。」而他的年龄论——物理学家必须年轻时出手——在他开口时就已经过期：诺贝尔物理学奖工作在 30 岁前完成的比例，1923 年见顶（31%），此后一路下滑，到 2000 年几乎归零；1985 年以后物理学家反而是三大奖项里做出成果最老的。至于「每天多干一小时，一生产出翻倍」，这是全篇最流行、也是唯一一条从未被任何证据支持的话——而那条计量模型明确说：光提高产量，买不到那个顶峰。
先是物理桌垮了。
Hamming 原本跟数学家一起吃饭，发现自己数学已经够用、学不到东西，就挪到物理桌去了——那桌坐着 Shockley、Brattain、Bardeen、J. B. Johnson、Ken McKay。「很有意思，我学到很多。」然后，用他自己的话：「不幸的是，一个诺贝尔奖来了，一次升职来了，剩下的是渣。没人要剩下的东西。那就没必要跟他们吃了！」
餐厅另一头是化学桌。他认识其中一个人，Dave McCall——而且那人当时正在追他们的秘书。他走过去问：我坐这儿你们不介意吧？
「他们不能说不，」Hamming 说，「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吃了一阵。」
然后他开始问。第一周，问的是「你们领域里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过了一阵，换成「你在做的重要问题是哪个？」。又过了一阵，他某天坐下来，把那句话说了出来：
If what you are doing is not important, and if you don't think it is going to lead to something important, why are you at Bell Labs working on it?如果你做的事不重要，你也不认为它会通向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你为什么在贝尔实验室做它？— Richard Hamming，《You and Your Research》，1986
「那之后我就不受欢迎了；我得另找人一起吃饭。那是春天的事。」
到了秋天，Dave McCall 在走廊上拦住他：「Hamming，你那句话钻进我皮肤底下了。我想了整整一个夏天，想我这个领域里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没改研究方向，」他说，「但我觉得这很值得。」几个月后 Hamming 注意到他当上了部门主管；多年后，他成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而那张桌子上的其他人，Hamming 说，他此后在科学界再没听过任何一个名字。
Richard Wesley Hamming，1915 年生于芝加哥，三个学位全是数学。1945 年他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内容是替别人把计算机开起来，好让科学家回去干正事。他讲这段时不加修饰：
I saw I was a stooge. I saw that although physically I was the same, they were different. And to put the thing bluntly, I was envious.我看出我是个跑腿的。我看出，虽然生理上我跟他们没两样，他们就是不一样。说白了吧，我嫉妒。— Richard Hamming，《You and Your Research》，1986
他嫉妒的对象是 Feynman、Fermi、Teller、Oppenheimer，以及他的上司 Hans Bethe。这场演讲的全部内容，源头就是这份嫉妒转成的一个问题：做到了的人和差一点做到的人，差在哪？
1946 年他进贝尔实验室，待了三十年，一度和 Claude Shannon 同一间办公室。1950 年他发表纠错码（error-correcting code）——Hamming 码、汉明距离都出自那篇论文。1968 年他拿图灵奖，是这个奖史上第三位得主。1987 年 IEEE 设立了以他命名的奖章，1988 年他自己成了第一个得主。同事对他的记忆里也有不客气的部分：有人说他自我，「一拍脑袋就冲出去追某个半生不熟的主意」。蒙特雷海军研究生院的 Richard Franke 悼念他时写的是：「我还会长久记得他那件红格子运动外套，和他那些烂笑话。」
再说那一年。1986 年 3 月 7 日，他 71 岁，已经离开贝尔实验室十年，在海军研究生院教书。台下是大约两百人——但不在贝尔实验室，而在贝尔通信研究院（Bellcore），新泽西州 Morristown。这个机构存在的原因是：1984 年 1 月 1 日 AT&T 被拆分，七家「小贝尔」区域公司合资接手了一部分研究能力，那就是 Bellcore。主持人 Alan Chynoweth 开场时特意提到，台下有「许多我们从前贝尔实验室的同事，我听说他们今天专程来陪我们」。
换句话说：一个在贝尔实验室黄金年代待了三十年的人，站在一群刚刚被从贝尔实验室切出去两年的人面前，讲那个地方是怎么运转的。问答环节里 Chynoweth 自己说漏了嘴，抱怨监管带来的繁文缛节，还引了一位副总裁的怒吼：「UNIX 从来就不是一个交付物！」——那就是屋里的气压。
他在头一分钟就划清了边界：这不是一场关于管理科研的演讲。「它不是关于怎么管理研究，它是关于你个人怎么做你的研究。」后来有人问管理层能做什么，他的回答只有一句：管理层能做的非常少。
他先声明自己谈的不是普通研究，而是「伟大的研究」，为了方便，他说就叫「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相对论、Shannon 的信息论，那一类。然后他给出这场演讲为什么重要的理由，几乎是全篇最不像科学家的一句：「据我所知，你们每个人只有一条命可活。就算你信轮回，它对你这辈子也没什么用处！」
接着他说，我不按逻辑开始，我按心理开始——因为最大的阻力是人们相信伟大科学全靠运气。他的反驳是频次：爱因斯坦做成的好事太多了，重复得太可疑；Shannon 也不只有信息论。他引巴斯德「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然后把这句话拆成一句更精确的：
So yes, it is luck. The particular thing you do is luck, but that you do something is not.所以没错，是运气。你做的那件具体事情是运气，但你做出了点什么，不是。— Richard Hamming，《You and Your Research》，1986
证据就在他自己身上：他刚到贝尔实验室时和 Shannon 同办公室，Shannon 在做信息论，他在做编码理论。「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做出这两件事，很可疑。」你可以说是运气，但他反问：那么，贝尔实验室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
然后他拆「脑子」。他举 Bill Pfann——区域熔炼（zone melting）的发明者——那天带着几个方程走进他办公室：「在我看来这人显然不懂多少数学，也不太会表达。」Hamming 把问题带回家算了算，最后教他自己用计算机。Pfann 在自己部门几乎得不到承认，最终把这个领域的奖项全拿了；而且一旦真正起步，他的羞怯、笨拙、不善言辞都掉了下去。另一个例子叫 Clogston：「我大概会把这人开掉，但 J. R. Pierce 聪明，把他留下了。」Clogston 后来做出了 Clogston 电缆，之后就是一连串好想法。一次成功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勇气是这一节的关键词，他的样板是 Shannon 那个证明：他想造一种编码方式，不知道怎么造，就随机造一个，然后卡住了；于是他问了个不可能的问题——平均而言，一个随机编码表现如何？他证明平均编码可以任意地好，因此至少存在一个好编码。「除了一个拥有无限勇气的人，谁敢去想这些念头？」
然后是年龄和名声，这两件他缠在一起讲。物理学家总说必须趁年轻，量子力学那批人做出最好工作时年轻得「让人厌烦」。但他更在意名声的副作用，讲了一个现场：Brattain 得奖那天，三位得主在 Arnold 礼堂讲话，Brattain 几乎含着眼泪说，我知道有个诺贝尔效应，我不会让它影响我，我还是那个老好人 Walter Brattain。Hamming 心想，那挺好。「但几周之后我就看出它在影响他了。现在他只能做大问题了。」成名的人不再去种那些能长成巨橡的小橡果。他顺手扔下一句多年来最爱的评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毁掉的好科学家，比任何机构造就的都多」。
工作条件那一段是全篇最实用的反直觉。他早就看出贝尔实验室永远不会给他「一英亩程序员」去写二进制程序，而当时人人都那么干。他可以去西海岸的飞机公司要到这些人，但有意思的人都在贝尔实验室。他想了很久，最后对自己说：Hamming，你不是认为机器几乎什么都能干吗？你为什么不让机器自己写程序？「一开始在我看来是缺陷的东西，很早就把我逼进了自动编程。看起来像毛病的东西，换个视角，往往会变成你能拥有的最大资产之一。」
再是干劲。他跟 John Tukey 共事十年，某天发现 Tukey 比自己还小一点，于是冲进 Bode 的办公室问：跟我同龄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
You would be surprised Hamming, how much you would know if you worked as hard as he did that many years.Hamming，要是你像他那样努力干这么多年，你会惊讶你能知道多少。— Hendrik Bode 对 Hamming 说，转述于《You and Your Research》，1986
「我就那么灰溜溜地出去了！」他把这句话理解成复利：同等能力，多干 10% 的人产出会是两倍多；每天多想一个小时的人，一生下来差距会大得惊人。他照做了，也照实说了代价：「我不太想在我妻子面前说这个，但我确实有时候忽略了她；我得学习。你要是想把想做的事做出来，你就得忽略一些东西。」紧接着他又踩了一脚刹车：「光是努力不够——努力必须用得明智。」他说他在贝尔实验室有不少好朋友干得跟他一样狠甚至更狠，成果却没那么多。
接下来是全篇被引用最多、也最容易被误引的一段：重要问题的判据。他先警告「重要问题」这四个字必须小心界定，然后举例说，他在贝尔实验室那些年，物理学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从来没人碰过——时间旅行、传送术、反重力：
They are not important problems because we do not have an attack. It's not the consequence that makes a problem important, it is that you have a reasonable attack.它们不是重要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攻法。使一个问题重要的不是它的后果，而是你有一条合理的进攻路线。— Richard Hamming，《You and Your Research》，1986
这一句把整场演讲从励志拉回工程。它也解释了他自己的制度设计：在 Tukey 等人的催促下，他把每周五午饭后定成「大思想时间」，只想大问题——计算机在整个 AT&T 里会扮演什么角色？计算机会怎么改变科学？他在那段时间里得出一个观察：当时十个实验里九个在实验室做、一个在计算机上做，而这个比例会反过来。他把这话说给副总裁们听，「他们知道我是个疯数学家，没有现实感」。他还预言，在他离开之前，贝尔实验室一半以上的人会密切地跟计算机打交道。他说，这些后来都被证明他对，他们错——他们建了不需要的实验室。
他说伟大的科学家脑子里常备十到二十个这样的问题，等着攻法出现；一旦看见线索，「他们扔下所有别的事」扑过去，所以他们总是第一个到。他讲了一个他说自己无法核实的传闻作为反例：伯克利曾经攒下一批数据，因为在忙着造更多设备而没去处理，要是处理了，他们就会先发现核裂变。他们拿到手里却没有追下去。「他们拿了第二名！」
然后是那个流传最广的意象：开着门还是关着门。关着门，你今天明天都更高产，比大多数人高产；但十年后你会发现你不太知道哪些问题值得做，你所有的辛苦都有点偏离要点。开着门的人一天被打断无数次，但他偶然会得到关于这世界是什么样、什么可能重要的线索。他很谨慎地补了一句：我证明不了因果，你也可以说「关着的门是关着的心的象征」，我不知道；我只能说相关性相当好——而那些关门的人往往干得更辛苦。
再往后是「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怎么做」。他讲自己那次军方计算任务：他用一个相当粗糙的积分方法已经拿到答案了，然后想到自己要交报告，每一家模拟计算机的机房都会来找漏洞——于是他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拿到答案，而是无可争辩地证明数字计算机能在模拟计算机的主场击败它。他重做了解法，建了一套漂亮的理论，答案一模一样，而那篇报告里的方法被叫作「Hamming 积分法」用了好些年。同一个道理让他做出了一生最重要的方法论决定：「我立下决心，此后绝不再解一个孤立的问题，除非它是某一类问题的代表。」
最后他讲了一件他说自己觉得难以下咽的事：做出来不够，你必须把它卖出去。「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推销』是件别扭的事。很难看；你本不该需要做这个。」但事实是所有人都忙着自己的活。他要求三样：写得清楚、会做正式演讲、会做非正式发言——他抱怨贝尔实验室有一批「后屋科学家」，会上一言不发，决定做完三周后才交一份说明为什么该那么做的报告，太晚了。他自己第一次演讲紧张到生理性难受，于是主动去给 IBM 讲、去给小场合讲，练到不怕为止。到问答环节有人问他时间怎么分配，他给了个狠数字：至少 50% 的时间必须花在呈现上。
收尾是「为什么这么多有天赋的人失败」。他列的原因依次是：干劲和投入不够；人格缺陷（那个坚持自己处理所有信件、不肯用秘书系统的人，「他再没往前走过一步」）；自我坚持——他讲自己早年穿西部服装去纽约租机时得不到好服务，最后判定原因就是穿着不对，于是决定「表现得像在遵守规矩」，服务立刻变好；跟系统开战（那位申请自行车最后被红头文件耗死、后来当上贝尔实验室总裁的朋友）；愤怒；以及借口。「你可以跟别人说所有借口。我不介意。但对自己，尽量诚实。」
然后他说：所以，出去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吧。问答的最后一句是同一句话的另一个版本——「那么，去吧，做出伟大的工作！」
这场演讲有一个更长的孪生兄弟，而它跟 1986 年那版的差别，比大多数人以为的大。
Hamming 1976 年离开贝尔实验室后在海军研究生院开了一门毕业课，1996 至 1997 年把讲稿写成书：《The Art of Do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earning to Learn》。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叫「You and Your Research」，而他在章首明确交代了两者的关系：前面那些章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原来那场演讲的一次大幅展开，细节多得多。而这一章，在某种意义上，是前面 29 章的总结。」也就是说，那 18 页演讲稿是一门课的摘要，不是相反。
书里多出来的，有一个演讲里完全没有的数学论证。谈到为什么必须有一个「卓越」的目标时，他动用了随机游走：没有目标的人像个醉水手，一步走一个独立方向，各步互相抵消，离起点的期望距离与步数的平方根成正比；有了目标，各步倾向于朝同一方向，走出的距离与步数本身成正比——「而这在一生里是个相当大的数字」。这是全篇唯一一处他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了可以算的东西。它在 1986 年的台上没有出现。
而那条被引用得最多的「复利」数字，两个版本对不上。台上他说的是比率：「同等能力，多干 10% 的那个人，产出会是另一个的两倍多。」书里他说的是利率：「我不知道该给它定多少复利率，但一定远高于 6%——一生中每天多出一小时，总产出会远超过翻倍。」这是两个不同的主张（一个是投入—产出弹性，一个是年化增长率），而两处都没有给出任何测量。更要紧的是，紧跟这句话之后，书里立刻写着一句台上没有的告诫：「但要小心——胜出的不是干得最狠的那个人！」这句话几乎从不随「多干一小时」一起流传。
书里被砍掉的，是整个「礼节」部分。1986 年台上占了很大篇幅的自我坚持一节——纽约 590 麦迪逊大道的穿着实验、「表面上的遵从能带你走很远」、对 John Tukey 穿得太随便的批评（「我认为他付了一个可怕而不必要的代价」）——在 1997 年的书里一个字都没有。同时消失的还有问答里那段关于压力的回答：「你可以过得舒服，你可以做个好人，也可以做个伟大的科学家。但好人垫底，这是 Leo Durocher 说的。」以及那句「我不太想在我妻子面前说这个」。十一年后，把它写给学生看时，他留下了认识论，删掉了行为规矩。
这件删减本身很值得看一眼，因为那本书的传记附录里记着，同事形容 Hamming 自我、「一拍脑袋就冲出去追某个半生不熟的主意」；而他的同事怀念他的第一个细节，是那件红格子运动外套。那个建议别人「表面遵从」的人，自己被记住的方式是一件很吵的夹克。
还有一处只有书里才有的细节，恰好戳穿了台上那个故事的简洁版。讲 Bill Pfann 时，台上他只说「我问过跟他同校的朋友」；书里他写的是：「我去他部门里打听过，发现他们对他和他那个区域熔炼的想法评价都很低。」他照样上了船，理由是「我不打算错过跟一个伟大想法合作的机会」。而区域熔炼后来的用处是——提纯做晶体管的材料。
最后，也是最该说清的一层：这场演讲的方法是什么。它不是任何技术意义上的研究。它的数据是四十年里的当面追问、传记自传、以及他自己的内省；他的样本是 Feynman、Fermi、Teller、Oppenheimer、Bethe、Shannon、Tukey、Bode、Brattain、Bardeen、Pierce——也就是人类科学史上筛选最狠的两个机构（洛斯阿拉莫斯和贝尔实验室）里已经赢了的那些人。这是教科书级的生存者偏差。
而最漂亮的地方在于，这一点是 Hamming 自己在台上说出来的。有人问他这份努力到底值不值得，他答说，你去问那些做到了的人，他们都说值；然后他自己拆了这个回答：
But it is a limited survey. I have never dared to go out and ask those who didn't do great work how they felt about the matter. It's a biased sample, but I still think it is worth the struggle.但这是一次有限的调查。我从来不敢走出去，问那些没做出伟大工作的人他们对这事怎么看。这是个有偏的样本，但我仍然认为这份挣扎值得。— Richard Hamming，《You and Your Research》，1986
他点了自己论证的名，然后继续往下讲。这也是这场演讲比绝大多数同类建议活得久的原因之一——你很难用一个它自己没先承认的漏洞去攻击它。
部分站住 · 截至 2026-09
「重要问题要看有没有攻法」和「运气眷顾有准备的人」这两条，后来被计量科学学以惊人的精确度复述了一遍；而他的年龄论在他开口那年就已经过期，他最流行的那条「多干一点产出翻倍」至今没有任何证据，甚至连「稳定的个人能力」这一项都有人用纯运气模型复现了出来。
2007 年，这场午餐桌上的布道进了同行评议文献。Thomas Erren、Paul Cullen、Michael Erren 和 Philip Bourne 在《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上发表《Ten Simple Rules for Doing Your Best Research, According to Hamming》，理由直白：那场 1986 年的演讲「从未被正式发表，以致 Hamming 博士的想法没有得到它们应得的广泛传播」。他们把它拆成十条规则，第三条是「年龄很重要」，第十条是「把门开着」。他们也交代了性质：这些规则「相当哲学和行为层面，而不是关于如何处理某项具体科研活动的具体建议」。
2011 年，第三条规则塌了。Benjamin Jones 和 Bruce Weinberg 在《PNAS》上把 1901–2008 年的 525 个诺贝尔奖（物理 182、化学 153、医学 190）的获奖工作按完成年龄排了一遍。结论是：Hamming 心里那个「量子力学那批人年轻得让人厌烦」的印象，是一个特定世代的快照。在物理学里，30 岁前完成获奖工作的比例在 1923 年见顶，达到 31%；40 岁前完成的比例在 1934 年见顶，达到 78%——正是那场革命本身。1905 年之前，三个领域约三分之二的获奖者在 40 岁前做出成果、约 20% 在 30 岁前；到 2000 年，30 岁前「在三个领域里几乎都不再发生」，物理学 40 岁前的比例只剩 19%，化学的 40 岁前也几乎归零。把 1905 年前和 1985 年后对比，获奖工作的平均年龄在物理学上升了 13.4 年，化学 10.2 年，医学 7.4 年。Jones、Reedy 与 Weinberg 2014 年的综述给出了更尖的两句：同一领域内随时间的变化量，约是跨领域差异的五倍；而自 1985 年以来，物理学得主是三个领域里做出成果时最老的——不是最年轻的。Hamming 1986 年在台上转述的那条物理学常识，那时已经反过来至少十几年了。
2016 年，他最核心的那句话被逐字证实了。Roberta Sinatra、Dashun Wang、Pierre Deville、Chaoming Song 与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在《Science》上发表《Quantifying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scientific impact》，处理了 2887 位物理学家的完整发表序列，另有七个学科中一万多位职业生涯不短于 20 年的科学家。他们的头号发现被他们自己称为「随机影响律」（random-impact rule）：按摘要的原话，影响力「在一位科学家的论文序列中是随机分布的」——你一生最有影响力的那篇，同样可能是第一篇、最后一篇或中间任何一篇。但他们同时分出一个参数 Q，代表个人把一个想法变成发现的本事，它在整个职业生涯里基本稳定；模型的推论是，极高影响力需要高 Q 加上一个运气好的选题，而单靠提高产量买不到那个顶峰。把这两半合起来，几乎就是 Hamming 那句「你做的那件具体事情是运气，但你做出了点什么，不是」的定量版本。
同一个结果也砍掉了他最流行的那条。「每天多干一小时，一生产出翻倍」是纯产量杠杆——正是那个模型说买不到顶峰的杠杆。而 Hamming 自己在书里写过「胜出的不是干得最狠的那个人」，在台上说过「光是努力不够」。互联网记住的是前半句。
2021 年，连那半张好成绩单也被人来敲了。M. V. Simkin 在《EPL》（134, 48004）上论证 Q 未必需要「才能」这个东西：只要把一个老的随机引用复制模型升级一下——让复制某篇论文的概率与其作者全部论文总引用数的对数成正比——数值模拟就能得出与 Q 因子那篇论文相似的经验图景。如果他对，那么「稳定的个人能力」这一项也是运气，只不过是复利过的运气。这个争论今天没有定论，但它足以让人不要把 2016 年那篇当成 Hamming 的定罪判决书。
至于这场演讲真正的下场，它没有变成一个假设，而变成了一种仪式。那句「我这个领域里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为什么不在做它」被单独拎出来，在研究组、博士生、理性主义社群里当作一种定期自问的做法流传；Paul Graham 把这篇稿子放在自己的网站上。而被一起带走的从来只有这半边。每周 10% 的时间、被忽略的妻子、刻意穿对的衣服、以及他自己承认的那个有偏样本，基本没人转。
最后一件事，他自己早就说过了。他在台上判 Shannon 的死刑——「Shannon 离开贝尔实验室时我说过，『那就是 Shannon 科学生涯的终点』」，然后说「我确实相信是」。1997 年从海军研究生院退休前不久，他把同样的判词下给了自己：他说他离开贝尔实验室时就知道那是他研究生涯的终点，而真正的终点会是他停止教书的那天。他教到 1997 年 12 月，1998 年 1 月 7 日因心脏病去世。